前言1:论百家和鸣

在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里,其实并没有百家争鸣的说法,百家争鸣是现代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评述的,百家争鸣如果用华夏古代先贤的说法,其实应该叫百家和鸣。即《春秋繁露》实性篇所讲: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

春秋与战国那个年代,一些圣贤开始注意到,人性之所以出现了贪婪与纷争,甚至最后导致了战乱的出现,其本质原因是性实开始出现了大问题。他们开始对人自身进行向内解刨,即人之所以为人(常人,常人即五常之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也),是因人为天地的至善之实,这个至善之实的核心为善。

而善的主旨是仁,仁就像一颗果实外部的光泽一样。当这颗果实的光泽逐渐褪去以后,它就会自然的逐步的向下陨落,落在大地之上的时候称为性,落在大地之下的时候称为情。如果再详细划分的话,大地之上的性,其内部性多,其外部善少。大地之下的情,其内部性少,其外部善无。

上古时代至夏商是大地之上的果实,那么到了春秋至战国以后,这颗果实便处在了大地的边界线上。也就说这颗果实一半在地上,而另一半在地下。如果再继续划分的话,春秋在地平线之上,而战国在地平线至下。那时候的先贤们已经清晰的意识到了,人类的心性已经不能制约。

这颗果实进入地下以后,人就进入了性情之争的状态,所以先秦时期才会有那么多的诸子在探讨性情的内容。所谓性情之争,其实是相对地平线的时间点来讲的,即地平线向上一步是天空为性,属善。地平线向下一步是大地为情,属恶。有了这样的时空节点,才会有这样的天地之争,它的本质是善恶之辩。

随着时间的发展,时间节点来到了秦统一六国,这时人们的心性大部分进入了大地之下,所以这时候的先贤们,不在以性情之争为主,关注开始逐步转向以大地之下的果实作为主导了。正因为出现了这样的时间节点,所以便有了善恶与吉凶之论。善恶是果实不完全进入大地时的状态。

吉凶是果实完全进入大地后时的状态,所以这时的主流思想,是以吉凶为主以善恶为辅。当人的心性完全沉浸在大地之下时,走向最下方的极端称之为凶,与凶同时出现的反作用力是命。一个方向向下,一个方向向上。凶为阴盛之极,命为阳微之初。命的这种状态,在此刻就像冬季时路边的被反复踩踏的路边草。

但他还有一丝向上的生命之力。所以在秦的中期和末期,人们的思想开始由吉凶的性命论,开始向往善恶的五常论转变。这种触底反弹后的回归之路,被老子称之为知常明之论。此时能够守住常明的方式为礼,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复礼才有机会让人的内心回归地平线之上。

诸子之所以称为子,就是因子是凶之末,吉之始的意思。它的力量尽管弱小,但它是善之始,为吉。名者自命也,那时圣贤们为了提醒百姓,开始用名来时刻提醒和约束自己的意念与行为。即出于地下者生,入于地下者死。出生入死就是形容的此情与此景了(景即内景,是观心之象)。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至秦末,其实是一个动态范围的心性过程,他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由地上之果到地下之果后,再到地上之果的过程。心性的果实在大地之下时,不仅不是争鸣的状态,反而是一种百家共同补充,共同去完成同一件艺术品一样,这种超越时代的协奏和鸣,应当称为百家和鸣。

基督教管这个和鸣的过程叫做因信称义,义从中国的思想中看即人性之善,也就是每个个体之光的意思。而信可以让这些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光聚集在一起,而这个信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个人赎罪后,最终走向光明的信念。所以管这个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过程称之为因信称义。

我们的耶稣尽管不在,但它有礼乐这套思想为之权衡。也可以说这是一套制约每个人内心心性之法,古人称之为治乱之法(乱即喜、怒、哀、乐之已发),是那个时候的法治社会。即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调以宫,道以为先。举载神明华天上扬。本出黄锺所始为东方,万物唯隆,以木华物,天下尽木也。中就是丨,就是信的意思,就是(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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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阴阳之道、甲骨之势、小篆之性、万物之精、草木之情”的解刨和研究,我终于可以尝试着写一本破解中华先秦经典的公式书了,于是便有了《认识经典》这本书。所以本卷书中的每篇文章,你都可以在前面的书籍中找到相应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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