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天中的名医录

甲子	司天	在泉	朝代	名医	平生事迹
1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2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3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前夏
4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前夏
5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前夏
6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前夏
7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前夏
8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前夏
9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夏	黄帝	活了118岁。与岐伯讨论病理，作《黄帝内经》。
10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夏
11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夏
12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夏
13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夏
14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夏
15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夏
16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夏
17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商
18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商
19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商
20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商
21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商
22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商
23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商
24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商
25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商
26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商
27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商
28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西周
29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西周
30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西周
31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西周
32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西周
33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西周
34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东周
35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东周
36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东周
37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东周
38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东周
39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东周	扁鹊	扁鹊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扁鹊的切脉诊断法也很突出，具有较高水平。《史记》称赞扁鹊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先秦时期，中医的脉诊是三部九候诊法，即在诊病时，须按切全身包括头颈部、上肢、下肢及躯体的脉。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其中，从治疗虢太子一例，他所用的方法有砥石，即针刺法，还有热熨法和服汤药法等。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
40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东周
41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东周
42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秦
43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西汉
44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西汉
45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西汉
46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西汉
47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东汉
48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东汉	张仲景	34岁以前运值第48甲子（公元124年－183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是为寒湿之气行令之时；34岁时步入第49甲子（公元184年－243年），为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是风火流行之际。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张仲景编著《伤寒杂病论》的时间在建安二年（197年）左右，即仲景47岁时。据考察，建宁四年到建安二年，共发生五次大疫：建宁四年（171年），熹平二年（173年），光和二年（179年），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年）自公元124年－183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主气之时，其间共有四次大疫，都发生在这寒湿之气主导的环境中，故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才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在《伤寒例第二》中也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多次大疫都以伤寒为病，因而善用麻桂甚至姜附桂等，这正是张仲景处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中所经历过的事实。但是，仲景34岁就步入了厥阴风木大司天及少阳相火大在泉主令的阶段，也即风火流行之际，到他47岁完成《伤寒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在中平二年，即公元185年，发生了第五次疫病。如果寒湿流行期间容易伤寒，那么，他34岁到47岁，共有13年的时间都生活于风火行令的大司天里，又遇到过疫病，这次疫病还是伤寒？或者已变成温病？为什么在伤寒论中没有温病的反映呢?是否与伤寒论遗失的部分有关？仲景自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我们现在看到的由王叔和整理而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卷，另六卷有人推测是杂病，吴又可、杨栗山和吴鞠通则认为是温病。吴又可说：“然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或谓温疫之证，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烟没，即伤寒论乃称散亡之余。……，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若另六卷真为温病，则与仲景34岁以后所生活的风火大司天相吻合。不过，吴又可也只是推论，时至今日，尚无法考证。总之，张仲景力主外感寒邪伤人最甚，善辨治伤寒，也旁涉温病，观其气运，正值第48甲子及第49甲子，前为寒湿行令之时，后为风火流行之际。《伤寒杂病论》将症状或症状群与药或方对应起来建立起完善的药证、方证体系，具有了相当完备的示范性。这也是张仲景获得殊荣，后人经常将“法必仲景”与“理必灵素”并提的根本原因
49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东汉
50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后汉	皇甫谧	出身将门。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被后世成为中医针灸鼻祖
51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西晋
52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东晋	刘涓子	刘涓子是军医，义熙六年(410年)，刘涓子从宋武帝北征南燕慕容超，以药治疗受伤的军士。而364年至424年为第五十二甲子，少阳相火主前三十年，厥阴风木主后三十年；424年至484年为第五十三甲子，阳明燥金主前三十年，少阴君火主后三十年。此时段皆属火燥主事，宇内（至少是太阳系内）皆是火燥二气盛行，药用滋阴降火，真可谓恰到好处。有言“刘涓子从宋武帝北征，将士中有受伤者，他为他们涂药，随手痊愈。他用方治病，千无一失。”因刘军医治病仍是辨证思维，干姜附子人参也因人而加—大方向既已正确，具体又有调剂，千无一失，应不是欺人之谈。
53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南北朝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集金丹黄白方》<辅行诀>
54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南北朝
55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南北朝	巢元方	巢元方诊后认为是风入腠理，病在胸臆。须用嫩肥羊，掺入中药蒸熟食下则愈。麻叔谋依方配药，蒸而食之，药未尽而病愈。元方又嘱其继续服药膳调理，可以防止疾病复发。隋代太医博士。创“补养宣导”法。广泛运用导引法于医疗。《诸病起源论》对寄生虫 病发病原因、不同病的发病区域、各疾病的证候表现及对寄生虫性状、生活习性和侵入途径等一系列进行观察记载，至今仍然具有大的领先意义。
56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隋	孙思邈	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提出伤寒禁忌十五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他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
57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唐
58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59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唐
60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唐
61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北宋
62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北宋
63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北宋
64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北宋	刘完素	64甲子(1084年－1143年)，34岁后生活于第65甲子(1144年－1203年)。前者为少阳相火大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是为火风之气行令；后者乃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是为燥火之气盛行。由此可见，他一生均生活在火风、燥火行令的大司天环境里。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成书于1182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成书于的1186年，正时值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在泉的时令。他在《伤寒直格方·序》中曾说：“伤寒谓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间。经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古今亦通谓之。伤寒热病，前三日太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壮于表，汗之则愈。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下之则痊。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这正是他当时在临床上所见到的实际情况的总结，与张仲景的观点已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观察到当时火、燥致病的情况突出，并且熟悉火、燥的特性，所以，他把《黄帝内经》里的有关病机理论与运气学说联系起来，结合运气学说阐发病机十九条，增补了“诸涩枯涸，干劲皱揭，皆属于燥”这一燥病的病机。他在理论上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六经传受，皆为热证”的观点，也说明了当时火热病证的多发性和普遍性不难发现，刘完素强调火热病机，在治疗上善用寒凉，其防风通圣散、神丸、双解散、三一承气汤等，均是苦寒之药为主。究其原由，正因他生活在第64、65甲子，经历的正是火风、燥火主事的大司天环境。
				钱乙	字仲阳。治痘多用寒凉。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干地黄、山茱萸、薯蓣、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的加减化裁，作六味地黄丸，用来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丹溪心法》方。由黄柏、知母、熟地黄、龟板、独脊髓组成，都是由此方脱化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此外，钱乙还创制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如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由生地黄、甘草、木通组成，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的泻白散，即泻肺散，由桑白皮、地骨皮、生甘草组成，治肝肾阴虚、目鸣、囟门不合的地黄丸，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异功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直到治疗寄生虫病的安虫散，使君子丸等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医学史上第一个著名儿科专家钱乙撰写的《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着。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
				许叔微	提出“八纲辨证”概念，主动为患者治病，分文不收，把自己收集来的300多民间秘方全部写进了普济本事方。提出“八纲辨证”概念，主动为患者治病，分文不收，把自己收集来的300多民间秘方全部写进了普济本事方。许氏对脾与肾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补脾须先补肾，若肾气不足，真气虚衰，自不能消化食物。对后世脏象学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虚证宜补者，以补脾补肾为主。在五脏病症中，许氏仅仅于脾、肾两脏列出了补益方剂。对于补肾，他提倡柔剂温养，反对滥用刚燥，推崇肾沥汤、香茸丸等。
65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南宋	刘河间	1144年到1204年的第六十五甲子阳明燥金少阴君火主令之时。逝世前56年时间里，为我们上面所说的大四季的燥金君火主令(相当于地球上的小四季夏秋之间)。他活动在这样一个火多燥多的季节里，遇上的病人常有火燥的身体素因，因此河间以火立论，治病喜欢用寒凉药。
				张子和	金元四大中医名家之一。后人所称“攻邪派”的创始人，是高度重视运气学的长于攻邪，尤其是“下”法。刘从益门下学医，后来师从刘完素之学，在学术思想上深受刘完素影响，用药多主寒凉，治病每多取效。正值第65甲子(1144年－1203年)，乃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其12岁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燥火之气行令的大环境中。金元时代到了张从正生活的年代，虽已运值燥火，热病较多，但医学界嗜补之习未尝改变，曾私淑刘河间的张从正，目睹时弊，痛加斥责：“惟庸工误人最深，如鳏洇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恶。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岂复计病人之死生乎？”。他深研《内经》、《伤寒论》等经旨，通过对当时疾病的观察和医学实践，著书《儒门事亲》，认为治病应首论邪气，主张以驱邪为主，认为“邪去则正自安”，善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可见，正是由于张从正所处的时代是燥火当运，才会热病较多，使其看到当时流行使用的温补之法,已不符合燥火运气下的疾病病机，因而成为时弊，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除病必须祛邪”的独到的见解，创立了攻邪学派。
				张元素	张元素在医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对基础医学理论的研究和药物学、方剂学方面，他首创了中药的引经报使学说，给药物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元素的学术思想，主要来自《内经》，在其《医学启源》上卷中，用了很多笔墨，参照其他书籍，条析脏腑病机，并附以脏腑用药心法。从其学术渊源来看，受华氏《中藏经》、王冰《素问释文》、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影响颇深，并取各家精华，录入《医学启源》，而且作了很多发挥。他很欣赏华氏《中藏经》分辨脏腑寒热虚实、生死顺逆的辨证方法。他的《用药式》的药法体系，较前任何著作都要精细。他对《内经》不但有精深的研究，而且有不少发挥。张元素与刘完素两人都是河北省人，相距不远，虽学术观点不同。元素一生教了几个很有成就的学生，其中最有名的，是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的李东垣，和当时名医王好古。
66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南宋	李东恒	东恒著书立言重在脾胃，尤其是脾阳，因其时为湿土当值(相当于梅雨季节)。补中益气汤，健脾胃行湿气，确实收到卓尔不群的功效。24岁前运值第65甲子（1164年－1203年），正是阳明燥金大司天及少阴君火大在泉中；但他24岁后进入第66甲子（1204年－1263年），生活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之运中，所见多为寒湿流行之病；尤其晚年54岁到临终72岁时的15年中，更是太阴湿土大在泉主令之时，他的《内外伤辨惑论》和《脾胃论》也成书于这段时间。李杲因其高堂有疾，诸医投药不济，以致其父死不知因，他痛悔自不懂医，方会丧父，遂跟师于易州的张元素，苦研中医，尽得其传并有所发挥。张元素精通《内经》之运气学说，他曾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李东垣虽学医于张元素，但他24岁前和24岁后的学术思想有很大的不同。《东垣试效方》说：“泰和二年，先师以进纳监济源税，时四月，民多疫疬，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如染之，多不救。先师曰：……省此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目而为肿盛……省，遂处方，以黄芩、黄连苦寒，泻心肺间热以为君…省，服尽良愈。因叹曰：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凡他所有病者，皆书方以贴之，全活甚众，时人皆曰，此方天下所制，遂刊于石，以传永久”。此方即活人无数的“普济消毒饮”。当时21岁的李杲，制订清热解毒消肿的“普济消毒饮”时，正值阳明燥金大司天（1144年－1203年）主令，清、解、消的治法正合当时的燥火气运，所以可以“全活甚众”。此清热解毒消肿的治法与其以后的反对寒凉、重视脾胃的观点迥异，皆因l204年以后，即李杲24岁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主运的时代。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成书于1247年，《脾胃论》成书于1249年，均成书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l204年－1263年)主运的年代中。他观察到当时贯穿于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皆是湿寒为病，脾胃损伤很多见，故提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由生也”。他认为内伤热中证也是脾胃内伤，元气不足，阴火炽盛所致，虽发热也不可投以清解之剂。所以李东垣在治疗上重视以甘温补益脾胃、升其阳气，以甘寒泻其火热，并认为“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其胃土耳”，故创制出了古今闻名的“补中益气汤”、“沉香温胃丸”、“调中益气汤”以益气、升阳、温中、祛湿。其法正符合当时的寒湿之运，故能得效。总之，当时的一年四季，皆寒湿盛行，疾病的症状、治则、治法，与之前的大头天行流行的时代已完全不同。若非大司天改变，又如何解释呢?
				李杲	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l204年－1263年)主运的年代中。他是中国医学史上“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李杲学医于张元素，尽得其传而又独有发挥，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李杲亦被称之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又称其为补土派的代表。其创立的补中益气汤更为后事所用。
				王好古	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l204年－1263年)主运的年代中。曾经与李杲一起学医于张元素，但其年龄较李杲小二十岁左右，后又从师于李杲，尽传李氏之学。张元素强调脏腑辨证，重视分辨病变所在脏腑的寒热虚实，李杲阐发脾胃学说，尤重脾胃内伤虚证的探讨。著作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此事难知》《癍论萃英》《汤液本草》
				陈文中	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l204年－1263年)主运的年代中。第六十六甲子行医，寒水湿土主令（相当于冬与雨湿之季），故法重温补
67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南宋
68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元	朱丹溪	43岁前时值第67甲子(1264年－1323年)，为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43岁后进入第68甲子(1324年－1383年)，少阴君火大司天，阳明燥金大在泉。可以发现：他的一生所处的大司天，所主的都是风、火、热、燥的大气候环境。朱丹溪30岁时，因母患病而读《素问》，始知医术；40岁时，听其理学老师许谦的劝勉而弃儒向医。他43岁前虽生活于67甲子，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是为风火主气的年代；但他43岁后正拜师罗知悌，踏足医学时界，正好步入第68甲子，为少阴君火大司天，阳明燥金大在泉，正是火燥行令的年代。虽然其师罗知悌曾授其以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之学，然而，他从《素问》中悟知运气已变，认为当时“阳有余而阴不足”是自然界存在的普遍现象，人生活于自然界中，生理和病理也必受这一现象的影响，也会“阳有余而阴不足”。所以，朱丹溪提出了与刘、李、张三家完全不同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有余便是火”及“相火妄动，煎熬真阴”的论点。朱震亨一反传统，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擅滋阴，因当时正时值第68甲子，气运已更替为火燥行令了。在治疗上，他主张用滋阴降火法，将滋阴和降火结合，阴精虚而相火妄动者用“大补阴丸”，阴血虚而相火妄动者用“四物汤”加知、柏。朱丹溪还擅用吐法，并在吐法的应用中既承继了张子和吐法攻邪的观点，又吸收了李东垣顾护胃气的思想，同时处处反映出他对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认识朱丹溪以甘寒滋阴，其用药不仅与当时盛行的《和剂局方》之好用辛香、燥热的原则相反，也与刘、李、张的方法有异。此并非他们的用药各有所偏，而是顺应了他们自身所处的不同的阴阳四时，各随了不同的五运六气。又晚数十年，主要行道于第六十八甲子，君火燥金主令。“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一顺乎天时的见解，后世之人不理解，多有非议，令人叹息（火燥的季节，人体阴液<水分类>容易不足）。与河间类似，但立足点不同：一个以寒凉降火热，一个以水配火。（请注意这些医家的生活年代。）
69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明
70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明
71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明	汪石山	辨痘的治法，则是“自嘉靖九年，治痘宜用清凉”。此正值少阴君火主令(正夏令)。“火运中有宜然者”。石山家学渊源，于东垣、丹溪之学，潜研极深，更以行医四十多年的丰富经验，凡病家之求治者，因脉制方，随投辄效，有如饥者得食，渴者得饮，而以善用参耆等剂，有独特之心得，亦是石山医学的主流思想，兹节录他“辨明医杂著(明王纶撰)忌用参耆论”，由此可见石山的论点。
				薛己
72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明	万密斋聂久吾	重温补，强调保元。因其时为寒水湿土主令也(冬与雨湿之季)
				缪希雍	缪氏治病，十分重视脾胃，认为脾胃之气是人身之本，应当注意保养，反对任意损伤。缪氏对脾胃的认识，强调了肾对脾胃的生养作用，并自制脾肾双补丸（人参、莲肉、菟丝子、五味子、山茱萸、怀山药、车前子、肉豆蔻、橘红、砂仁、巴戟天、补骨脂）以健脾益胃。他对脾胃认识的另一特点，则在于其处方用药具有特色。比如，其调理胃气，常用人参、白扁豆、山药、莲肉、橘红、灸甘草、大枣以补益脾胃，药性平和而不温燥，同时还多配伍石斛、沙参、麦冬、白芍、砂仁、麦芽等甘润清灵之品，使其补益脾胃不温不燥不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创立的方剂如肥儿丸，方由人参，芜荑、使君子肉、橘红、黄连、甘草、红粬、麦芽、砂仁、白茯苓、山楂肉、滑石、莲肉、扁豆、青黛组成，就体现了甘而流通，补而不燥的用药风格。
				张景岳	时值第72甲子（1564年－1624年），正值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乃寒湿用事的年代，故常以温补奏功。张介宾撰《类经》、《景岳全书》等著作，在我国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其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精深的学识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后世有医家称张景岳为“仲景以后千古一人的杰出医家”叶秉敬于《类经·序》云：“自癸卯岁始（1603年），余以苦心诵著，耗脾家之思虑，兼耗肾家之技巧，于是病泄泻者二十年，医家咸以为火盛，而景岳独以为火衰，遂用参术桂附之剂，培命门之火，而吠者竟起，余独坚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缀，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肾还原”。张介宾在其《真阴论》中云：“自余有知以來，目睹甘寒之害人者，已不可胜纪，此非時医之误，实二子传之而然，先王仁爱之德，遭敝于此，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歧之泽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张介宾善于温补元阳，乃因当时的寒湿气运主导下，寒湿之邪致水亏火衰之病甚为多见，而刘完素、朱丹溪的火热之论已不再适宜，若继续使用已不符合当时的寒湿运气的寒凉之法，必会有“苦寒之害人”、“生民之厄运”的出现。其实，刘、朱与张介宾生活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运气环境，他们的论调相违，从运气学的角度去看，是不难理解的。张景岳专重阴阳互根，善辨虚寒、擅用温补，时值72甲子，气运正是寒湿用事的大司天。
				喻嘉言	倡导伤寒三纲学说，是研究《伤寒论》的著名医学家之一。善用白术人参健脾祛湿补气的药，创立中医诊断议病式。喻嘉言论脾胃,虽无专篇,然所著《寓意草》诸医案中,却不乏精辟论述。谨就喻氏有关脾胃理论,择要浅述之。 突出脾中阳气 其伤寒太阳之纲说源于《千金翼方》，如太阳经篇，以风伤卫为一类(上篇)，寒伤营为一类(中篇)，风寒两伤营卫为一类(下篇)，即伤寒三纲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他认为，四时虽均有外感，但仲景独详于伤寒，治伤寒之法，可变化而用于其他外感，故伤寒为四时外感之大纲。而在“伤寒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而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这就形成了喻昌三纲学说的主要观点。还俗后下山开创了中医课堂教育的第一人。
				李中梓	叶秉敬于《类经·序》云：“自癸卯岁始（1603年），余以苦心诵著，耗脾家之思虑，兼耗肾家之技巧，于是病泄泻者二十年，医家咸以为火盛，而景岳独以为火衰，遂用参术桂附之剂，培命门之火，而吠者竟起，余独坚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缀，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肾还原”。张介宾在其《真阴论》中云：“自余有知以來，目睹甘寒之害人者，已不可胜纪，此非時医之误，实二子传之而然，先王仁爱之德，遭敝于此，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歧之泽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张介宾善于温补元阳，乃因当时的寒湿气运主导下，寒湿之邪致水亏火衰之病甚为多见，而刘完素、朱丹溪的火热之论已不再适宜，若继续使用已不符合当时的寒湿运气的寒凉之法，必会有“苦寒之害人”、“生民之厄运”的出现。其实，刘、朱与张介宾生活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运气环境，他们的论调相违，从运气学的角度去看，是不难理解的。张景岳专重阴阳互根，善辨虚寒、擅用温补，时值72甲子，气运正是寒湿用事的大司天。
73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明	费建中	费建中大我们约360岁,又来著书立言，专主寒凉下夺，因治湿治寒之法，不可用于风木相火运气中(春夏之间)，费氏将其书名为《救偏琐言》――此里虽然仅提及治痘，但医家治病的医疗大法大致趋势已经显而易见了。
				吴又可	吴又可42岁起，步入第73甲子（1624年－1683年），运值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正是风火行令之时。与现今的第79甲子运同。崇桢十四年，即公元1641年辛已，即吴又可59岁时，疫病大流行，延门阖户，表现出一派火热之证，当时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经此一疫的历练，吴又可提出了“戾气”之说，著书《温疫论》，认为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翤后但热而不憎寒也。……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卫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这说明当时之温疫，多表现为邪在少阳半表半里。这与当时的风火行令正相呼应。吴氏认为温疫病“乃天地间另有一种异气所感”或“感天地之疠气”而成，“异气”、“疠气”，皆为邪气，“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邪不去则病不愈，延缠日久，愈沉愈伏”，故祛邪乃是治疗温疫的根本大法吴又可在谈到《伤寒论》时曾说：“然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这也间接说明，到了吴又可生活的年代，温病远多于伤寒。运气已变，仍以伤寒论治，自难取效。所以《温疫论》实乃“应运而生”。可见，吴又可论温疫时，正值73甲子，为风火用事，乃温病多发之时。其论点到74甲子火燥用事时仍行之有效，因风火与火燥之气相似。
				傅青主	傅青主大我们约360岁的（1607～1684），而傅青主的全部医学心法在陈士铎的医学全书中。傅青主和陈士铎二位，二家心法（滋肝肾重真水柔风木）当前民病的大致性趋势:肝炎病人极多(肝的五行属性为木,而现在为大天时的风木主事,肝火太过,最为常见)，脑心血管病患者随处可见(肝与心脏,一个调节血液,一个运行血液,在中医里,肝脏与心包络都带有木的属性);各种胃病也是，设若肝胆不防脾胃，脾胃自健（肝五行中为木,脾五行中为土,木克土,”肝脾传脾”，医圣张仲景曾作明训）。因此，防治疾病的最佳方法应该是：滋肝血以柔肝疏肝(滋肝阴以配肝阳)兼顾肾气(肾为水生木,是肝的生母)。肺病咳嗽类的疾病,也与肝有极大的关联,肺五行为金,金本克木,若木气强盛,反受木的欺侮.治肺病考虑到肝的因素,必定更容易治愈.睡眠不好,难以入睡,凌晨容易醒来,也是肝血少,肝阳太旺的缘故,成语”怒发冲冠”,发怒时,气上冲,说明肝火太旺.人在睡时,阳气进入阴气里,肝的阳气上升太过太盛,就会使全身的阳气都不容易潜入阴分,所以入睡困难;凌晨时分,如一年的春天,这正是肝木主事的时候,肝血少,肝气上升过旺,要想不醒来,是不可能的了.前列腺病,中医上讲肾脏肾气管二便,肝管人的疏泄功能(疏泄,如汗多疏泄太过,汗少疏泄不及,尿液也是如此),治肾的同时要兼顾治肝.如此等等,各种疑难杂病,皆可以从肝血少肝阴虚的角度去考虑,多考虑这个因素所有的病都容易治愈。
				吕用晦
				尤  怡	所著医书有《伤寒贯珠集》八卷(1810年刊)，《金匮要略心典》八卷，《医学读书记》三卷(1729)，续记一卷，《金匮翼》八卷(1768)，及《静香楼医案》一卷等
				陈士铎	陈士铎比傅师约小二十岁，因博学且精于医被傅师选为传人，故陈士铎的医著中，常大段大段地与《傅青主男科》等雷同。所著的《外经微言》，傅陈二位的医法仍可以用数个字概括—–着力在肝肾之阴，特别是肝阴，“白芍”出现的频率排在第一，当归，熟地，生地为第二。由肝及肾，是因子盗母气，且“乙癸同源”。
				叶天士	1624年到1684年为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主令，1684年到1744年为第七十四甲子少阴君火阳明燥金主令。可以看出叶天士一生行医都是在火燥之气盛行之时代。明乎此，再去读《温热论》与《临症指南》，将更易融会于心。运值第73甲子（1624年－1683年）及第74甲子（1684年－1743年），第73甲子乃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属风火行令的时代；第74甲子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是为燥热之气行令。他一生所处的两个甲子均是风、燥、火的大环境。其论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被总结在《温热论》中。不难发现，他能成为温病大家，乃顺应了当时的风、火、燥大司天的气运特征。吴瑭，字配珩，号鞠通，江苏淮阴人，享年78岁。生活于1758年－1836年，他在三十几岁后才渐渐开始行医，46岁时步入第76甲子（1804年－1963年），乃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的运气中，正值火风主事之时。
				张石顽	张石顽约大我们360年，清初医学三大家之一张石顽论血证，是从气血的最根本处着眼的。他认为，气血的相互关系，是“血之与气，异名同类”，都为水谷精微所化。虽然“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并有阴阳、营卫、清浊之分，但营卫气血，相随上下，通行经络，荣周于身，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密切联系，可分而不能截然分割。
74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清
75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清	黄元御	1744年到1804年为太阴湿土太阳寒水主令。实际上，黄氏对中医有心得之时，恰逢太阴湿土主事的三十年。黄著作甚多，《四圣心源》代表了他的最高成就，而《四圣心源》有个中心里的中心，那就是“燥运脾土”，太阴湿土之气盛行，“燥运脾土”是不二法门。其它办法都不对，所以他由已知推及未知—朱丹溪刘河间等都是拿刀的刽子手，不是医师。所以他的处方中几乎离不开茯苓，干姜白术半夏人参等温健中宫脾胃的药也是十有七八。好在黄师还不敢妄议孙真人，孙真人年代跨越太长，学问博大名重古今。不惜笔墨地阐述“中”（中指脾胃，脾易为湿气、寒湿所伤）的重要性，特别是脾阳的重要性。用药专主燥湿土暖寒水,而批评朱丹溪（力主滋阴配阳）等为下鬼。
				徐灵胎	医学批判家。徐大椿郑重地指出：医家要实事求是地诊断病情，用药必须十分慎重，不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温补。他在《医贯砭》中，语气有些过激地批语了明代医学家赵献可专以六味、八味为治，尽废古人经方的做法。他又在一篇《人参论》的文章里告诫人们，绝对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在与错误偏见斗争中，他总结了如下经验，凡读书议论必审其所以然，要精思历试，不能为邪说所误，这是可取的。清中期始，大多医家对疾病的分类清晰起来：病分内伤（七情），外感（六淫）；外感分伤寒，温病；温病再细分为：风温（春温），暑温（湿热），秋燥等。这样一来，大脉络就显然了。这期间，叶天士，吴鞠通，徐灵胎，王孟英，陈平伯，薛一瓢，吴又可，余师愚等医家，为中医理论细则（温病学理法）的完善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黄宫绣	对医学有较高深的造诣，他根据《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古典医籍的理论，参考历代名医的学说，结合自已的见解，著书立说。主张该病必先明脉理，治病必先识药性，尤应注重实践，探求真理”。他治学严谨，务求实际，平生为众多病人治疗疑难病症，均卓有成效。他是乾隆年间的御医，对宫廷珍藏的各种医学专著以及秘方、验方，无不悉心研究。既不泥古薄今，也不厚今废古，惟求理与病符，药与病对。虽精研脉学，仍主张四诊合参，反对单凭脉断病。临症之余，根据古典医籍，参与历代名医学说，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写成《脉理求真》3卷，《本草求真》10卷，《本草求真主治》（又名《锦芳医案》2卷），《医案求真初编》（又名《医学求真总录》）5卷刊行于世。
				陈修园	陈修圆宗于《内经》、《伤寒》等经典著作，在医学理论上陈修园特别推崇张仲景，是维护伤寒派的中坚人物之一，也是继张志聪、张锡驹之后最有影响的尊经崇古派。在伤寒研究的争论中，他极力反对方有执、喻嘉言的“错简”说，认为王叔和重新编注的《伤寒论》已经把张仲景的学说完整地流传下来，不能随便改动和取舍。他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方面的代表著作有《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和《伤寒医诀串解》，前两书曾三易其稿，史书称其“多有发明，世称善本”。他还将《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的方剂和治法编成《长沙方歌括》、《伤寒真方歌括》与《金匮方歌括》，易于记忆、习诵，对后学理解《伤寒论》、《金匮要略》很有帮助。虽然有人说陈修园注疏古籍有独到之处，但他上述着作的广泛流传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具有深入浅出的特点，为后学者、特别是初学者研究张仲景典籍提供了入门的阶梯。在临床治疗上，陈修园长于用温补脾肾的方法治疗杂病，不喜用寒凉滋阴的药物。如他自己所说：“寒凉之药不可久服，人人俱知也，唯滋阴降火及不凉不温之品，最是误人。余素不喜寒凉，姑以寒凉方之不可弃者列”。他虽然承认滋肾丸、四生丸、清燥救肺汤等寒凉方剂能培补生气，是治疗“痨门”(肺结核一类消耗性疾病)不可少之方，但也只能暂用。而对保元方、六君子汤、五味异功散、归脾汤、附子理中汤等温热方剂则大赞其“补虚退热，进食除疾”、“益精气，扶元气”的功效，有“补火以致水之妙”。
76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清	费伯雄	费伯雄大我们约180岁，曹师济世救人之时应属于1804至1864年的下元甲子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中的前半截．读曹师医案，实则比读天士指南更难，仅能会其大意（用药大方向），得其大概．故不能深述其意．老先生的医著粗略读过，感受到费老最重肝脾．案中遣药组方最常用生熟二地，白芍，栀子，当归，阿胶，丹皮，桑叶，菊花，羚角，女贞，青黛，石斛，牡蛎，蒺藜子；茅根，沙参，蒌皮，花粉，麦冬（此数味以助金平木），橘饼，法下等．因费老正行道于1804-1864年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令．特别是后半之厥阴风木，以肝为重，兼及于脾，于肾，于肺，实皆不离于肝之治．晚年为阳明燥金司气．
				吴鞠通	54岁时出书《温病条辨》，专论温病的三焦证治，载述了十一种外感病，风温、温热、瘟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温、湿温、寒湿、温虐、秋燥，有九种都是温热性质的疾病，应该说这与他生活在火风主事的大司天运气中，所见多为温热之病有关。吴鞠通《温病条辨》对温病的病因、治法、组方和用药都以运气所论为指导，而及其所立方药如银翘散、紫雪丹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
				曹仁伯	曹仁伯约大我们180年，是江苏吴门医派杰出的医家之一。其医名继叶天士、薛生白而起,被誉为”德被吴中,名驰海外”的第一人。所著有《过庭录存》、《琉球百问》、《琉球问答奇病论》、《曹仁伯先生医说》、《继志堂医案》、《曹仁伯医案》、《增订医方歌诀》、《曹存心医案选案》等
				王孟英	王孟英约大我们180年，清代著名医家．临床甚丰，尤以治湿热症见多，所著全集中于＜王孟英医学全书＞中，所言精当，议论有理，当属清代医家中集大成者．王师所处江折一带，地势地平，水道湖泊甚多，此其地理；而1804-1864年为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主事．＜霍乱论＞之作，诚有根缘．医案数卷中，亦可见湿热症甚伙．所用药品，几率最高者全属清利湿热之品．其中又以清肝之品最多
				程杏轩	程杏轩约大我们180年，考程师医案，可知程师活跃于1804-1864年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令．滋水柔木，潜阳清肝等法最为常见，尤以续编中最为显然，如辨证语＂內風乘虛上升潛陽熄風，靜以製動雖云火熾之相煎，實由水虧之莫濟水足則木暢而筋柔肝陽上升，沖心為煩，沖肺為咳木失水涵，以致肝陽內熾肝為剛臟，須和柔濟之腎元下虛，水不生木，肝風鴟張＂最为多见．
				张琦	医学著作主要有《素问释义》十卷，《本草述录》六卷，并对《庄氏慈幼二书》做了批注
				王清任	他认为：许多病是由于血液流通不畅引起的。血液不流畅，淤积在某个器官或血管里，就影响了这个部位周围组织的生理功能，引起疾病。根据这种“血淤致病”的学说，他研究处一些方剂，除上面说到的“通窍活血汤”外，还有“血府逐淤汤”、“嗝下逐淤汤”等，都很有效。他认为人的脏腑结构对医疗非常重要，认为“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认为古医书中关于人体记述错误不少。他多次到疫病暴死者乱葬岗中和死刑场观察人体内脏结构，于1830年著成《医林改错》，附图25幅，他首先记载了人体腔由膈膜分为胸、腹两腔，而非古书图中所给两个隔膜，三个体腔——三焦。又改正了古图中肺有六叶两耳二十四管的错误，“肺有左、右两大叶，肺外皮实无透窍，亦无行气的24孔。”认为肝有四叶，胆附于肝右第二叶，纠正了古图肝为七叶的错误。关于胰腺、胆管、幽门括约肌、肠系膜等的描绘更符合实际。对心脏左、右颈总动脉的分布，由于系在尸体所见，误认为动脉为行气的管道。他精辟地论证了思维产生于脑而不在心。“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这些看法都与现代解剖学及生理学看法相近。在临床医学上以活血化瘀为治疗原则，其所立活血化瘀方剂至今仍为中医临床广泛采用。
				王旭高	王旭高约大我们180年起初从事外科，后来专力于内科杂病，且对温病尤多关注，临证审征用药甚为精当。
				王堉	王堉约大我们180年
				李冠仙	行道于1804-1864年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甲子．著有《仿寓意草》《知医必辨》等．李师重视喻嘉言心法，敬重之意溢于字里行间．观李师医案及《知医必辨》中所阐述的观点，十有九与费伯雄，程杏轩，曹仁伯同法．常用药物几尽相同．同时代英雄所见如此如此．哪似当今众说纷纭
				王九峰	王九峰约大我们180年
77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清	张锡纯	活跃于清末民初,正值大司天77甲子—上元阳明燥金少阴君火.<参西录>第四期数卷为药物学讲义.首论生石膏.兼述白虎汤,人参白虎汤在临床中每派上用场.验案凿凿.此诚与当时气候大环境相吻合.又，作＜驳方书贵阳抑阴论＞应是与丹溪名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相仿佛．(丹溪治病于火燥之令，张锡纯治病于燥火之令）评价前辈黄元御，陈修园二人“用药恒偏于热”张锡纯先生毕竟医法精纯，临床经验丰富，晚年在他自己的一篇医案中又写道：“愚未习医时，见医者治伤寒温病，多有用承气汤下之则愈，如此者约二十年，及愚习医学时，其如此治法者恒多偾事。。。后至愚年过四旬，觉天地之气化又变。。”天地的大四季变了，用药大法亦随之而变，因为太阳系中的大四季已变化，影响了人体的素因――同一种病在前几十年是一种治法，在后几十年又是一种治法。
				郑钦安	学本《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之奥旨，谓“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治病立法重在扶阳，用药多为大剂姜、附、桂等辛温之品，人称“姜附先生”、“郑火神”。精研《伤寒论》，谓六经辨证可愈外感，亦可治内伤。著《伤寒恒论》十卷（1869年），释方辨脉，颇切实际。又撰《医法圆通》四卷
				唐容川	他重视气血说，清热降火以止血 气有余便是火,火盛迫血妄行而出血者,则宜治实为主,用清利之剂,可以直泻其实,降火折势。血证火气太盛者,最恐亡阴,急下可存阴,但下法要适时。若实邪久留,正气已伤,大便溏泻者,急下则不宜。实火治法,应根据脏腑不同,如清心火有导赤、犀角地黄之属;清肝热用龙胆泻肝;清肺热用白虎、泻白;清胃热则以吐血独取阳明,可用泻心汤加童尿或竹叶石膏汤之属;清肠热用槐角丸、葛根芩连汤之属。因虚火而出血者,宜滋阴凉血以止血,如心阴亏者用黄连阿胶汤;肝阴亏者用芩连四物汤;肾阴亏者用六味地黄汤;肺胃阴虚用叶氏养胃汤等等。著有《血证论》8卷(1884),受杨西山《失血大法》影响，讨论气血水火关系以及血证与脏腑、脉证死生、用药宜禁等问题。提倡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大治血证原则，较为实用。唐容川还认为,血证忌用刚燥之剂,因刚燥之剂最易伤阴,失血者不宜用。血证气盛火旺者,不得滥用补法,血家有火,骤用温补,无异火上添薪。在使用寒凉之剂,以清热降火者,血止即可,不可过于苦寒,以免攻伐五脏之生气,或引起血遇寒遏,或引起阳衰之变。著《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两卷（1892），认为西医长于“形迹”，中医长于“气化”，在内科的治疗方面，中医的优越性确为西医所不能及，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并试图用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来印证中医理论，对此后中西医汇通论者影响较大。《金匮要略浅注补正》9卷(1893)和 《伤寒论浅注补正》7卷（1893） 则是对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和《伤寒论浅注》两书的删补、正误，并合中西医之说而成。以上五书合称《中西医汇通医书五种》。唐宗海在维护中医，融合西学的同时，认为宋元以后的医学水平不如《伤寒论》以前。
				彭子益	进入第77甲子(1871年－1949年)，享年78年中基本处于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可以发现：他的一生所处的大司天，所主的都是火、热、燥、湿的大气候环境。故彭子益注重温病，滋阴，注重黄元御的中土燥湿。
				萧龙友	京城四大名医。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意病者的“五志七情”。治虚损防其过中，治痨除着眼肺肾外，更要重于脾。
				施今墨	京城四大名医。在治疗外感温热病上，他提出凡内有蕴热，便易招致外邪，表证不可只知发汗，还应注意“清里热”，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创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当，便效果极佳。
				孔伯华	京城四大名医。在病机方面，在正气受伤的原因中，他首先强调脾为后天之本，以及脾胃与肝的关系，尤其重视肝脾关系，主张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系于脾胃。临证注意脾湿和肝热。在外感温热病方面，认为人体内的郁热伏气（久郁之热和潜伏之气）是感受温热病的主因。民间因他善用石膏，有“石膏孔”的称誉。又善用鲜药，如鲜藿香、鲜佩兰、鲜薄荷、鲜藕、鲜荷叶等，取其芳香清轻，清灵通窍，除秽透达。
				汪逢春	京城四大名医。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诚如其弟子们所言；“盖吾师于诸杂病，经验宏富，方案多有奇效。”先生又善治湿温病。湿温病治疗相当复杂，吴鞠通医案有化邪法，用豆豉、荆芥、青蒿、桔梗、杏仁、郁金、连翘、银花，治身热面赤，肢微冷，舌苔满布，口反不渴，在芳香清解之中重用宣透。他认为脾胃乃气血化生之源，五脏之精气皆赖脾胃运化、转输，皆需脾胃化生后天水谷精微的补充，若脾胃化源乏竭则灾害至矣。即使对于湿温重症，亦主张轻出轻入，高热病人也不宜苦寒之晶过重，而选用芳香宣化之品，如大豆黄卷、山栀子、藿香、佩兰、银花、连翘等。尤不主张用生石膏
78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清	曹颖甫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举孝廉，邃文学又知医。学医临床40余年此时正值大司天太阳寒水。对《伤寒论》研究造诣颇深。曹氏师承有自，于治伤寒学方面颇得黄氏师传，时常以仲景之方为人治病得心应手。主张以研究经方作为学习中医的基础，学生尊之为近代经方大家。《伤寒发微》《金匮发微》是曹颖甫先生40余年对《伤寒杂病论》探索的心得，论述密切临床，精湛允当。曹氏注释《伤寒论》一洗空泛之浮论，专务实学，考据精详，凡无字之处必反复探讨，一再解释。而仲景之不出方治者，综而核对，甚为周密，提出方治，以启示后来。
				祝味菊	临证多用麻黄、桂枝、附子、干姜等一类药物，尤其擅用附子一类温阳药物，卓然自成一派。早在30年代初，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染患伤寒重症，几致不救，祝氏力主重用附子为主的温热峻剂挽危而愈。由此医名益盛，并获有“祝附子”之誉称。
				蒲辅周	蒲辅周调理脾胃，既取法于李东垣之升脾阳，又效法于叶天士而保胃阴，升降润燥，权宜而施，融李东垣和叶天士之长，用补中益气汤和益胃汤加减，亦常用补益资生丸，既避免参苓白术散之补而壅滞，亦无香砂枳实丸消导香燥之弊。
				胡希恕	教授《伤寒论》、《金匮要略》。临床擅用经方， 尤其对桂枝汤、小柴胡汤等的临床应用更有独到之处，除用于伤寒温病以外，尚有内外妇儿各科杂病，每用必效，是当时人所公认的经方家。 刘渡舟先生称其为“经方学派的大师”,并介绍说：“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经方传真．刘序》）胡氏著有《伤寒论解说》、《金匮要略解说》、《经方理论与实践》、《经方实践录》等，惜不易见。胡氏尚谓：“方证是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辨得是否准确”，强调了方证的重要性。
				关幼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民不聊生，瘟疫不断。应接不暇的门诊、出诊使关幼波得到了锻炼。在广泛的实践中，他把从父辈传授的和从医书上获得的知识不断加以锤炼、提高，形成了自己的功夫。例如：他出诊时，进门一闻，便可鉴别出病人是患了麻疹还是猩红热。这种敏感的“闻诊”是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任应秋	1980年，经20年的潜心研究，他对中医学术流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出了医学发展史上存在着7大医学流派，即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和汇通等学派。他认为历史上医学流派的肇始并非在金元，而当断于先秦。指出了医学流派的判定，当以师承授受与学术争鸣为依据。这些新的观点，在中医学界引起了反响，推动了对中医学的深入研究。他主编的全国高等中医学院教材《中医各家学说》第三版，即以7大医学流派为主线，包括基础理论和临床各家学说在内，共分别介绍了上自战国，下至民国时期的11个时期，105位医学家，全书共约60万字，可谓集历代著名医家学术经验和学术思想之大成。是书出版之后，日本汉医学界立即全文翻译。1984年5月，他在重病中，再次主持了新版《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编审工作。在“中医各家学说”这一学科领域中，任应秋是国内当之无愧的学科创立者和带头人。
				刘渡舟	刘渡舟是东北人，出生时候正值大司天太阳寒水，他说自己小时候北方特别的人，经常看到老人的眉毛上都是白霜，等几十年过去后，明显东北去后不如小时候冷了，气候南移了。着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强调六经的实质是经络，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提出《伤寒论》398条条文之间的组织排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临床辨证善抓主证，并擅长用经方治病。从事中医教育30多年，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郭生白	出身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四世祖承，六岁学医，博采众家之所长，勤求古训，潜心研究，结合数十年临床积累，著书颇多，四十岁著《伤寒论六经求真》、《本能系统论》、《阴阳五行解读》、《论中医的“道”与“术”》。“本能论”是对中医2000余年的萃取并升华，它告诉大家中医是怎么治病的，是怎样把病治好的，中医是不是科学等问题，先生都作了说明。“生态同步疗法”，是郭老集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而成，是治疗人体内源性疾病及亚健康之理论体系，以生态医学为理论基础，以因势利导为治疗原则，强调人体免疫调节系统，内分泌系统，营养代谢系统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生命三足鼎立关系。该疗法可治愈的疾病有：高血压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上述疾病的并发症；免疫系统疾病有，风湿病，过敏性疾病，红斑狼疮，亚健康状态，更年期综合征，乙肝等。
				李阳波	提出：中医学就是一门地道的时相医学，而中医开方，实际上就是开“时间”。李阳波忙于诊治病人，加上其英年早逝，无暇著书立说，有《开启中医之门–运气学导论》，为其弟子刘力红等人整理出版。另有他人整理《李阳波伤寒论坛讲记》，《李阳波中医望诊讲记》《李阳波五运六气讲记》等书出版
79	厥阴风木	少阳相火			前三十年是厥阴风木司天，后三十年为少阳相火在泉
80	少阴君火	阳明燥金
81	太阴湿土	太阳寒水
82	少阳相火	厥阴风木
83	阳明燥金	少阴君火
84	太阳寒水	太阴湿土

大司天中的名医录们

在祖国医学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伤寒、温病之争补益、攻下之辩，滋阴、温阳之分，补土、益水之别等等，屡见不鲜，各学派先后产生，各有心得，代有名家，都为中医学的日趋成熟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面对中医的各种流派，我们不由质疑：同样是精通于岐黄之术的先贤们，为何却形成了主张不同的各家学说？为何有些学术见解甚至完全相反？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法虽迥异,效却雷同，都能活人无数，成为一代名家。其原因何在呢？
 
地理环境使然
 
《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素问玄机原病式·提要》曾用医家所处地理环境解释：“完素生于北地，其人禀赋多强，兼以饮食醇酿，久而蕴热，与南方风土原殊；又完素生于金朝，人情淳朴，习于勤苦，大抵充实刚劲，亦异乎南方之脆弱，故其持论，多以寒凉之剂，攻其有余，皆能应手奏功”。这说明不同地理环境，遣方用药各异。然而，并非北方的风土都造就喜用寒凉的医家，李东垣虽来自河北真定，却力主补土，最忌寒凉伤中；王好古生于河北赵县，尤重温阳固本。并且，反观善用寒凉之剂的叶天士等温病家学，他们并非来自北方，却出于南地。所以，单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医各学派的形成，似乎难以完全解释各医家学术思想的巨大差异。
 
时代背景造就
 
有人认为战争和饥荒，使脾胃病增多，促成了李东垣的《脾胃论》和补土派的形成。但金元时期同样是战乱不断，却有学术见解迥异的四大学派出现。另外，有些学派也形成于和平年代。因此，战乱与和平的环境似乎也难以完全成为各学派间形成差异的原因。
 
疫病流行促成
 
医史学家认为，疫病流行是促使医家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某一时期的大疫流行，使当时的医家总结了辨证与治疗经验，久之，形成了某些完整体系，最终形成了各家学说。如伤寒学派的形成，即因为张仲景身处伤寒疫病肆虐流行的时期，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感慨地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对于东汉末年的大疫,后世学者认为很可能是流行性感冒,并为此作了历史、气候、症状、方治以及伤寒主方古今临床主治疗效对比分析等多角度的统计论证。
 
亦有学者认为《伤寒论》是我国最早论述鼠疫的不朽著作。正是这些疫情的发生，成为了伤寒学派的起源。再看吴又可，他生活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其间也是疫病猖獗，连年流行。但他却在约完成于公元1642年的《瘟疫论》中明确指出，当时疫病的病因、发病、传变，与其他疾病都不相同，治疗自当迥异。他认为，疫病“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他因此创立了不同于寒邪或火邪等六淫的“戾气”说，突出了该邪气的爆烈性、流行性、传染性等特征。至清代,仅乾隆在位时期全国就有包括京都在内的19次大疫流行,故有叶天士为代表的温病学派的形成。如此看来，医学流派与疫病流行之间确实有密切关系。后世学者对其有更深入的研究，说明中医理论及流派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流行疾病的种类及其证治的确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同是疫病，又为什么有伤寒和温病的迥然不同？一些内伤病学派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不同气运造就不同医家
 
气运即五运六气，实质上是指自然生态环境与气象特征。《素问·至正要大论篇第七十四》提出“民病”（即多人群发病的流行病、传染病）辨证论治的核心是八个字：“谨候气宜，无失病机”，强调了五运六气的“常”与“变”，对病因形成和病理变化的影响，並认为运气规律应予重视：“至数之机，迫迮以微，其来可见，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不少名家对此也深有体会，认为运气不同，疾病已变，治当有别。金·张元素曾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遂自创新法，以应新的气运；金·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云：“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由是观之，则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识病之法，以其病气归于五运六气之化，明可见矣”。他将疾病病机归于五运主病、六气为病之列，并将五运六气提升成为中医学的关键。明·汪机在《运气易览》中感叹说：“自开辟来，五气秉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所不能逃”，他以运气与梅疮、小儿痘症的关系为例，强调运气对疾病及其治法的影响。那么，运气是否真的影响了各流派代表医家的学术思想？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问题。
 
运气学说及其大司天的意义
 
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被历代医家称之为“医门之玄机”。过去认为,运气学说首见于《素问》七篇大论，是中医的疾病预测学，研究发现，运气学说不只是在七篇大论也不仅仅是疾病预测的问题，《黄帝内经》的理论基本建立在五运六气基础之上，需要用五运六气来重新认识中医基础理论的构架原理。中医五运六气理论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以天干、地支为引，将古代天文历法、气象物候、藏象病候等广泛领域的科学知识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学说，是古人认识自然、认识生命、认识健康与疾病的理论核心。五运六气理论强调“顺天察运，因变以求气”，五气更立，各有所失，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知常而达变”，亢则害，承乃制。运气学说认为：天体运动影响气象的变化，气象的变化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变影响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由于天体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所以受其影响的气象、生态环境、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变化，也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这规律正是运气学说研究的内容和重点。
 
六气大司天理论的源流
 
六气大司天理论，源于《素问》之运气七篇。明·薛方山作《甲子会纪》，专门计算甲子与大司天，后又经许多医家如明·汪机、王肯堂等的充实，以及清·王丙、陆懋修等对大司天应用的进一步发挥，从而使大司天理论得以完善。《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帝曰：上下周纪，其有数乎？鬼臾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周天气者，六期为一备；终地纪者，五岁为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气为一纪，凡三十岁；千四百四十气，凡六十岁，而为一周。不及太过，斯皆见矣”。这里提到：六气者，六年为一周期，五运者，五年为一周期，我们姑且称此为“中周期”；（而一年里的六气及五运则称为“短周期”）；六十年也为一个周期，就是下文所称的六气“长周期”中的一气。明·王肯堂在《医学穷源集》中，讨论了元会运世论和三元运气论等有关大司天的意义。他在原叙中谈到：“今宅心殷生，见吾用方之权，恒在天地运气，不仅仅于古人成方中讨生活，思欲佑启后学，俾知圣经运气之说，为审证之捷法，疗病之秘钥……，是因取吾《尺木楼图说》……，是直欲衍上古之薪传，而起后世之沉疴者”。他还在书中指出：“盖时有代谢,气有盈虚,元运之分上中下者,盛衰之机也。间尝考之往古,验之当今之务,而觉六十年天道一小变,人之血气与天同度”。汤世质在为《医学穷源集》的问世写序时说:“披阅之下，觉《内经》运气之说，至今始得拨云雾而见青天……，予向之疑其主寒峻，主温补者，得元会运世及三元运气之说，而后恍然悟也”。清·陆懋修在《世补斋医书·文十六卷·六气大司天》中专设“大司天论”，将六十年作为六气中的一气，主宰这一气的司天，称为“六气大司天”，他对“六气大司天”进行了专们的论述，总结了甲子、三元和“六气大司天”的关系，完善了“六气大司天”的理论。他说：“古人用寒、用温，各随其所值大司天为治”，提示医家的用药特点可能与大司天有关。蔡坤坐曾分析元明医家用药之差异，认为：元明医家用药变化与大司天的不同有关。
 
六气大司天的变迁规律及主气特性
 
六气大司天，是指自然与生命存在着“六十年一变化”的规律，即三十年为一纪，六十年为一周。每六十年里，有一“大司天”主宰这六十年的气候特征，下一个六十年，又有另一个大司天主宰其气候特征，经六个六十年后，即三百六十年后，又是一个新的循环。若再细分：该大司天除主宰六十年的气候特征外，更主要是影响前三十年的气候特征，而相应的“大在泉”则主要影响后三十年的气候特征。大司天六十年更替“一气”，它们分别是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也就是说六十年可以作为一个评价气象变化的计算单位。每六十年，气候与疾病的特征，也随大司天的不同而转变。
 
七大学派的学术思想及其所处的大司天的特性
 
六十年正好是人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六十年一气的气象特征，是否会影响一位医家一生的学术倾向？而一些跨越两个不同运气大司天的医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是否也随运气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将从六气大司天的特性，详细讨论中医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生活的年代及学术思想，追寻中医各学派形成的原因，探求中医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
 
总结
 
综上所述：从五运六气大司天的运行规律与各学派创始医家生活的年代、学术思想来看，中医史上七大学派各代表医家各具特色的学术主张，正与他们生活年代的六气大司天主导的寒、湿、风、火、燥的气候特性相一致。医家所处的甲子、大司天特性以及《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大司天六十年更替一气，其转换顺序及主气特性与长周期里的司天、在泉相同。每六十年里气候与疾病特点也随大司天不同而转变。
 
讨论
 
竺可祯提出中国近5 000年来气候呈现出寒暖交替的变化规律，包括四个温暖期、四个寒冷期。伤寒学派之张仲景，生活于第二个气候寒冷期（公元初600年），偏于寒邪伤人而致病，故有张仲景的“伤寒”之治；刘完素处于第四个温暖期，强调火热之害，形成河间学派；明清时期处于第四个寒冷期（1400年－1900年），以张介宾为代表的温补学派应时而生；明清期间也出现过两个相对温暖期（1550年－1600年，1720年－1830年），温病学派的叶天士、吴鞠通生活其间，所以强调温热致疫。由此看来，中医重要学术流派各代表医家的“寒温变迁”倾向，与气候环境的“寒温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吻合性。
 
这些吻合性也间接说明一些重要学派创始人学术思想的形成，的确与不同的气候的变迁有关，我们认为：五运六气大司天的更替，正是气候变化的内在动力。中医七大主要学术流派的用寒、用温、用补、用泻各有不同，各学派代表医家学术的观点的巨大差异，与六气大司天主气特征的更替规律，存在着紧密联系，两者相互呼应。六气大司天的更替变化，可能是中医各学术流派形成的主要原因。顺应寒温变迁，各随不同的五运六气，各学派医家的出现，正是“应运而生”、“顺应天道”、“天人合一”的结果。
 
历史上有明确师承授受关系的医家之间，学术见解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皆因所处六气大司天已经不同。如朱震亨曾师从罗知悌，虽被授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之书，但因朱震亨醒悟到了运气已变，提出了与三家完全不同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正与当时的六气大司天规律相契合。我们也观察到：在七大学派中，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皆是因寒湿当令而兴起的医家，但张仲景力主外感寒邪伤人最甚；李东垣却强调寒湿之邪最易伤人脾胃；而张景岳则认为寒湿之邪更易伤人阳气。因火燥、风火流行而兴起的医家，有刘完素、朱丹溪、张从正、吴又可、叶天士、吴瑭。但刘完素学术思想成熟时运值阳明燥金，主论六气皆从火化，善用苦寒泻下；而朱丹溪学术思想成熟时运当少阴君火，故强调阳有余而阴不足，多用甘寒滋阴；张从正却主张用汗、吐、下三法治疗各种内外邪气；吴又可则认为瘟疫袭人，从口、鼻而入，留伏膜原，主用疏利透达之法。
 
这些差异，或与其他因素如地域、战乱、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等有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现在是第79甲子（1984年－2043年），为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乃风火之气流行的年代。所以，1984年后常有火热性质的疾病流行：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禽流感、猪流感等。用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白虎汤；温病学家的银翘散等仍然有一定疗效。推究其因，原来张仲景、叶天士、吴鞠通都曾生活在风火或火风的运气环境中，与现今气运相似，疾病多偏温热，所以遵其法、用其方，仍能应验。我们也注意到：现在虽处于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中，为风火之气流行之时，但“火神派”却悄然兴起，原因何在？细推其因，可能与现代人长期狂吹冷气、又贪凉饮冷、喜喝凉茶、衣着偏少、过度冬泳，加之抗生素的滥用，寒凉中药的过度使用等，使不少人的阳气已在不知不觉中损伤。阳气损伤，便有温补的需要，以大剂量姜桂附回阳救逆，是“火神派”的显著特点之一，所以“火神派”便有了存在的意义。
 
可见，今日已非昔比，影响人类体质的因素远多于过去，与自然不协调的生活方式正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体质，不能忽视。但总体来说，热性病还是偏多，尤其是大的流行病和传染病，仍然有风火的特性，这与当今的大司天还是吻合的。综上所述，中医七大主要学派各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与其创始人所生活的大司天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和学习前人经验极为重要。清代名医陆懋修对学习古人经验有独到见解,他说：“乃读其书不论其世，因而不知其人。辄谓如某者偏于凉，如某者偏于温。孰能知法固非偏，而不善用其法者之自涉于偏哉。此无他，皆坐不讲司天故也”。正所谓：“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
 
我们在学习前人经验时，如果留意其所处的大司天环境，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其学术思想。虽然，由大司天所主导的大气候环境，通过影响疾病，尤其是流行病、传染病的寒、热、湿、燥、火等倾向，从而促使不同观点的学术流派形成，可以说是各学派形成的内在动力，但这并不表示应该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我们相信，这之中还有很多的因素如战争、地域、生活方式、人类科技介入和干预等，都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今疾病的特性和医家的学术思想，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伤寒学派
 
张仲景
 
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享年约69岁，约生活于公元150～219年。他经历了两个大司天：34岁以前运值第48甲子（公元124年－183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是为寒湿之气行令之时；34岁时步入第49甲子（公元184年－243年），为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是风火流行之际。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张仲景编著《伤寒杂病论》的时间在建安二年（197年）左右，即仲景47岁时。据考察，建宁四年到建安二年，共发生五次大疫：建宁四年（171年），熹平二年（173年），光和二年（179年），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年）自公元124年－183年，为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主气之时，其间共有四次大疫，都发生在这寒湿之气主导的环境中，故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才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他在《伤寒例第二》中也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多次大疫都以伤寒为病，因而善用麻桂甚至姜附桂等，这正是张仲景处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中所经历过的事实。但是，仲景34岁就步入了厥阴风木大司天及少阳相火大在泉主令的阶段，也即风火流行之际，到他47岁完成《伤寒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在中平二年，即公元185年，发生了第五次疫病。如果寒湿流行期间容易伤寒，那么，他34岁到47岁，共有13年的时间都生活于风火行令的大司天里，又遇到过疫病，这次疫病还是伤寒？或者已变成温病？为什么在伤寒论中没有温病的反映呢?是否与伤寒论遗失的部分有关？仲景自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我们现在看到的由王叔和整理而流传下来的只有十卷，另六卷有人推测是杂病，吴又可、杨栗山和吴鞠通则认为是温病。吴又可说：“然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或谓温疫之证，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烟没，即伤寒论乃称散亡之余。……，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若另六卷真为温病，则与仲景34岁以后所生活的风火大司天相吻合。不过，吴又可也只是推论，时至今日，尚无法考证。总之，张仲景力主外感寒邪伤人最甚，善辨治伤寒，也旁涉温病，观其气运，正值第48甲子及第49甲子，前为寒湿行令之时，后为风火流行之际。《伤寒杂病论》将症状或症状群与药或方对应起来建立起完善的药证、方证体系，具有了相当完备的示范性。这也是张仲景获得殊荣，后人经常将“法必仲景”与“理必灵素”并提的根本原因
 
河间学派
 
刘完素
 
刘完素：字守真，号通玄处士，金代河间人，故后人以刘河间尊称之。享年90岁。约生活于1110年－1200年，他也经历了两个大司天：34岁前时值第64甲子（1084年－1143年），34岁后生活于第65甲子（1144年－1203年）。前者为少阳相火大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是为火风之气行令；后者乃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是为燥火之气盛行。由此可见，他一生均生活在火风、燥火行令的大司天环境里。刘完素的《素问玄机原病式》成书于1182年，《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成书于的1186年，正时值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在泉的时令。他在《伤寒直格方·序》中曾说：“伤寒谓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间。经曰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古今亦通谓之。伤寒热病，前三日太阳、阳明、少阳受之，热壮于表，汗之则愈。后三日太阴、少阴、厥阴受之，热传于里，下之则痊。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证”。这正是他当时在临床上所见到的实际情况的总结，与张仲景的观点已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观察到当时火、燥致病的情况突出，并且熟悉火、燥的特性，所以，他把《黄帝内经》里的有关病机理论与运气学说联系起来，结合运气学说阐发病机十九条，增补了“诸涩枯涸，干劲皱揭，皆属于燥”这一燥病的病机。他在理论上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六经传受，皆为热证”的观点，也说明了当时火热病证的多发性和普遍性不难发现，刘完素强调火热病机，在治疗上善用寒凉，其防风通圣散、神丸、双解散、三一承气汤等，均是苦寒之药为主。究其原由，正因他生活在第64、65甲子，经历的正是火风、燥火主事的大司天环境。
 
易水学派
 
东垣
 
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宋金时河北真定人。亨年72岁。生活于1180年－1251年，24岁前运值第65甲子（1164年－1203年），正是阳明燥金大司天及少阴君火大在泉中；但他24岁后进入第66甲子（1204年－1263年），生活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及太阴湿土大在泉之运中，所见多为寒湿流行之病；尤其晚年54岁到临终72岁时的15年中，更是太阴湿土大在泉主令之时，他的《内外伤辨惑论》和《脾胃论》也成书于这段时间。李杲因其高堂有疾，诸医投药不济，以致其父死不知因，他痛悔自不懂医，方会丧父，遂跟师于易州的张元素，苦研中医，尽得其传并有所发挥。张元素精通《内经》之运气学说，他曾说：“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李东垣虽学医于张元素，但他24岁前和24岁后的学术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东垣试效方》说：“泰和二年，先师以进纳监济源税，时四月，民多疫疬，初觉憎寒体重，次传头面肿盛，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头天行，亲戚不相访问，如染之，多不救。先师曰：……省此邪热客于心肺之间，上攻头目而为肿盛……省，遂处方，以黄芩、黄连苦寒，泻心肺间热以为君…省，服尽良愈。因叹曰：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凡他所有病者，皆书方以贴之，全活甚众，时人皆曰，此方天下所制，遂刊于石，以传永久”。此方即活人无数的“普济消毒饮”。当时21岁的李杲，制订清热解毒消肿的“普济消毒饮”时，正值阳明燥金大司天（1144年－1203年）主令，清、解、消的治法正合当时的燥火气运，所以可以“全活甚众”。此清热解毒消肿的治法与其以后的反对寒凉、重视脾胃的观点迥异，皆因l204年以后，即李杲24岁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大在泉主运的时代。
 
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成书于1247年，《脾胃论》成书于1249年，均成书于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l204年－1263年)主运的年代中。他观察到当时贯穿于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皆是湿寒为病，脾胃损伤很多见，故提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由生也”。他认为内伤热中证也是脾胃内伤，元气不足，阴火炽盛所致，虽发热也不可投以清解之剂。所以李东垣在治疗上重视以甘温补益脾胃、升其阳气，以甘寒泻其火热，并认为“盖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其胃土耳”，故创制出了古今闻名的“补中益气汤”、“沉香温胃丸”、“调中益气汤”以益气、升阳、温中、祛湿。其法正符合当时的寒湿之运，故能得效。总之，当时的一年四季，皆寒湿盛行，疾病的症状、治则、治法，与之前的大头天行流行的时代已完全不同。若非大司天改变，又如何解释呢?
 
攻邪学派
 
张从正
 
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睢州在春秋战国时属于戴国，故自号戴人。因居宛丘较久，故有称其为宛丘者。享年72岁。约生活于1156年－1228年，正值第65甲子（1144年－1203年），乃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其12岁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燥火之气行令的大环境中。金元时代到了张从正生活的年代，虽已运值燥火，热病较多，但医学界嗜补之习未尝改变，曾私淑刘河间的张从正，目睹时弊，痛加斥责：“惟庸工误人最深，如鳏洇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恶。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岂复计病人之死生乎？”。他深研《内经》、《伤寒论》等经旨，通过对当时疾病的观察和医学实践，著书《儒门事亲》，认为治病应首论邪气，主张以驱邪为主，认为“邪去则正自安”，善用汗、吐、下三法，世称“攻下派”可见，正是由于张从正所处的时代是燥火当运，才会热病较多，使其看到当时流行使用的温补之法,已不符合燥火运气下的疾病病机，因而成为时弊，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除病必须祛邪”的独到的见解，创立了攻邪学派。
 
丹溪学派
 
朱震亨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因世居丹溪，故学者尊称之为丹溪翁。享受年78岁。生活于1281年－1358年，43岁前时值第67甲子(1264年－1323年)，为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43岁后进入第68甲子(1324年－1383年)，少阴君火大司天，阳明燥金大在泉。可以发现：他的一生所处的大司天，所主的都是风、火、热、燥的大气候环境。朱丹溪30岁时，因母患病而读《素问》，始知医术；40岁时，听其理学老师许谦的劝勉而弃儒向医。他43岁前虽生活于67甲子，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是为风火主气的年代；但他43岁后正拜师罗知悌，踏足医学时界，正好步入第68甲子，为少阴君火大司天，阳明燥金大在泉，正是火燥行令的年代。虽然其师罗知悌曾授其以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之学，然而，他从《素问》中悟知运气已变，认为当时“阳有余而阴不足”是自然界存在的普遍现象，人生活于自然界中，生理和病理也必受这一现象的影响，也会“阳有余而阴不足”。
 
所以，朱丹溪提出了与刘、李、张三家完全不同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有余便是火”及“相火妄动，煎熬真阴”的论点。朱震亨一反传统，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擅滋阴，因当时正时值第68甲子，气运已更替为火燥行令了。在治疗上，他主张用滋阴降火法，将滋阴和降火结合，阴精虚而相火妄动者用“大补阴丸”，阴血虚而相火妄动者用“四物汤”加知、柏。朱丹溪还擅用吐法，并在吐法的应用中既承继了张子和吐法攻邪的观点，又吸收了李东垣顾护胃气的思想，同时处处反映出他对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认识朱丹溪以甘寒滋阴，其用药不仅与当时盛行的《和剂局方》之好用辛香、燥热的原则相反，也与刘、李、张的方法有异。此并非他们的用药各有所偏，而是顺应了他们自身所处的不同的阴阳四时，各随了不同的五运六气。
 
温补学派
 
张景岳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明代山阴会稽县人。享年78岁。生活于1563年－1640年，时值第72甲子（1564年－1624年），正值太阳寒水大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乃寒湿用事的年代，故常以温补奏功。张介宾撰《类经》、《景岳全书》等著作，在我国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其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精深的学识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后世有医家称张景岳为“仲景以后千古一人的杰出医家”
 
叶秉敬于《类经·序》云：“自癸卯岁始（1603年），余以苦心诵著，耗脾家之思虑，兼耗肾家之技巧，于是病泄泻者二十年，医家咸以为火盛，而景岳独以为火衰，遂用参术桂附之剂，培命门之火，而吠者竟起，余独坚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缀，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肾还原”。张介宾在其《真阴论》中云：“自余有知以來，目睹甘寒之害人者，已不可胜纪，此非時医之误，实二子传之而然，先王仁爱之德，遭敝于此，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歧之泽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张介宾善于温补元阳，乃因当时的寒湿气运主导下，寒湿之邪致水亏火衰之病甚为多见，而刘完素、朱丹溪的火热之论已不再适宜，若继续使用已不符合当时的寒湿运气的寒凉之法，必会有“苦寒之害人”、“生民之厄运”的出现。其实，刘、朱与张介宾生活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运气环境，他们的论调相违，从运气学的角度去看，是不难理解的。张景岳专重阴阳互根，善辨虚寒、擅用温补，时值72甲子，气运正是寒湿用事的大司天。
 
温病学派
 
吴又可
 
吴有性，字又可，明末姑苏洞庭人。享年80岁。大约生活于公元l582年－1652年。吴又可42岁起，步入第73甲子（1624年－1683年），运值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正是风火行令之时。与现今的第79甲子运同。崇桢十四年，即公元1641年辛已，即吴又可59岁时，疫病大流行，延门阖户，表现出一派火热之证，当时一般医者以伤寒论治，难以取效。经此一疫的历练，吴又可提出了“戾气”之说，著书《温疫论》，认为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翤后但热而不憎寒也。……此邪不在经，汗之徒伤卫气，热亦不减。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其渴愈甚。”这说明当时之温疫，多表现为邪在少阳半表半里。这与当时的风火行令正相呼应。吴氏认为温疫病“乃天地间另有一种异气所感”或“感天地之疠气”而成，“异气”、“疠气”，皆为邪气，“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邪不去则病不愈，延缠日久，愈沉愈伏”，故祛邪乃是治疗温疫的根本大法吴又可在谈到《伤寒论》时曾说：“然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这也间接说明，到了吴又可生活的年代，温病远多于伤寒。运气已变，仍以伤寒论治，自难取效。所以《温疫论》实乃“应运而生”。可见，吴又可论温疫时，正值73甲子，为风火用事，乃温病多发之时。其论点到74甲子火燥用事时仍行之有效，因风火与火燥之气相似。
 
叶天士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江苏吴县人，享年79岁。叶桂生活于1667年－1746年，运值第73甲子（1624年－1683年）及第74甲子（1684年－1743年），第73甲子乃厥阴风木大司天、少阳相火大在泉，属风火行令的时代；第74甲子阳明燥金大司天，少阴君火大在泉，是为燥热之气行令。他一生所处的两个甲子均是风、燥、火的大环境。其论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被总结在《温热论》中。不难发现，他能成为温病大家，乃顺应了当时的风、火、燥大司天的气运特征。吴瑭，字配珩，号鞠通，江苏淮阴人，享年78岁。生活于1758年－1836年，他在三十几岁后才渐渐开始行医，46岁时步入第76甲子（1804年－1963年），乃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大在泉的运气中，正值火风主事之时。
 
吴鞠通
 
吴瑭于嘉庆17年（1812年）54岁时出书《温病条辨》，专论温病的三焦证治，载述了十一种外感病，风温、温热、瘟疫、温毒、冬温、暑温、伏温、湿温、寒湿、温虐、秋燥，有九种都是温热性质的疾病，应该说这与他生活在火风主事的大司天运气中，所见多为温热之病有关。吴鞠通《温病条辨》对温病的病因、治法、组方和用药都以运气所论为指导，而及其所立方药如银翘散、紫雪丹至今仍广泛用于临床。

再想想当前（现在正值1984年至2044年风木相火运中）的民病的大致性趋势。肝炎病人极多（肝的五行属性为木，而现在为大天时的风木主事，肝火太过，最为常见），脑心血管病患者随处可见（肝与心脏，一个调节血液，一个运行血液，在中医里，肝脏与心包络都带有木的属性）；各种胃病也是，设若肝胆不防脾胃，脾胃自健（肝五行中为木，脾五行中为土，木克土，”肝脾传脾”，医圣张仲景曾作明训）。因此，防治疾病的最佳方法应该是：滋肝血以柔肝疏肝（滋肝阴以配肝阳）兼顾肾气（肾为水生木，是肝的生母）。肺病咳嗽类的疾病，也与肝有极大的关联，肺五行为金，金本克木，若木气强盛，反受木的欺侮。治肺病考虑到肝的因素，必定更容易治愈。睡眠不好，难以入睡，凌晨容易醒来，也是肝血少，肝阳太旺的缘故，成语“怒发冲冠”，发怒时，气上冲，说明肝火太旺。人在睡时，阳气进入阴气里，肝的阳气上升太过太盛，就会使全身的阳气都不容易潜入阴分，所以入睡困难；凌晨时分，如一年的春天，这正是肝木主事的时候，肝血少，肝气上升过旺，要想不醒来，是不可能的了。前列腺病，中医上讲肾脏肾气管二便，肝管人的疏泄功能（疏泄，如汗多疏泄太过，汗少疏泄不及，尿液也是如此），治肾的同时要兼顾治肝。如此等等，各种疑难杂病，皆可以从肝血少肝阴虚的角度去考虑，多考虑这个因素所有的病都容易治愈。所以，我根据前面的推算，认为自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养生的常备药食当首选菊花，红蓍，葡萄，女贞子，黑芝麻，当归，白芍，怀山，生地，熟地（后五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配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