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问答评注》原文

药理

01问曰：药者，昆虫土石、草根树皮等物，与人异类，而能治人之病者，何也？

答曰：天地只此阴阳二气流行，而成五运，金木水火土为五运，对待而为六气，风寒湿燥火热是也。人生本天亲地，即秉天地之五运六气以生五脏六腑。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以生，特物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胜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故神农以药治病。

评注

此问论药物所以能治病之理由。天地初分之后，只分阴阳二气，则天为阳气，地为阴气，阴阳之气相互流行，而成金木水火土五运，五运在天亦在地。阴阳二气对待则分火热燥三阳气；风寒湿三阴气，共成六气。人生在天地之间，本一小天地，则天地之阴阳运气反映在人身上，阴阳二气则生男女，并得五运而生五脏，六气而生六腑。其余之万物虽与人异类，总之，皆本天地之一气所生，阴阳之气，分则为二；合则一也。

人与万物不同之处，人得天地纯全之气，物仅得天地一偏之气，故物不如人之处在于此。假如人身之气，即五脏六腑之气，有偏盛偏衰之处，则衰处受盛处克制，失掉平衡制约，就会产生疾病。则可选择药物一气之偏，以调整人身气之盛衰，使归于平衡协调，达到人身之气和平则康复无病。一言以敝之，即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

先民神农氏族以药治病之理即在于此。此问徐灵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上虽曾提及，但不如唐氏将源流一并托出，源于阴阳五运六气，使药物与治疗疾病密切结合起来，立药物所以能治病之根本大法，较诸家本草格高一筹，真可谓探源握道奥之论，为以后诸问之总纲，药物学中登堂入室之金科玉律。

02问曰：神农尝药，以天地五运六气配人身五脏六腑，审别性味，以治百病，可谓精且详矣！乃近出西洋医法，全凭剖视，谓中国古人未见脏腑，托空配药不足为凭，然欤？否欤？

答曰：不然，西人初创医法，故必剖割方知脏腑，中国古圣定出五脏六腑诸名目，皎然朗著。何必今日再用剖割之法？当神农时，创立医药，或经剖视，或果圣人洞见脏腑，均不必论，然其定出五脏六腑之名目而实有其物，非亲见脏腑者，不能安得。谓古之圣人未曾亲见脏腑耶！灵枢经云：五脏六腑可剖而视也。据此经文则知古圣已剖视过来，且西洋剖视只知层折，而不知经脉；只知形迹，而不知气化。与中国近医互有优劣。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

评注

此问论中医用药是否经过解剖实验。原论已详，不必经过一一注释。中医之发展亦由解剖而来；用药亦由实验而来，再上升到理论，复由理论指导实践。惟自晋唐以来，医学著作，汗牛充栋，后之学者如学历史，历史事迹，不必经过实验，故造成由理论到理论者多矣。所以医学水平提高放慢，治疗效果往往不如古人，这是中医传授之缺憾，不能讳过。

近代虽有王清任力主剖视；张寿甫力主用药须先经过实验，积习较深，所以影响不大。《内经》、《本经》是由群医经解剖实验而来，所以造诣深远，有很多论述超过西洋，如经络、气化等等，西洋迄今仍属不知。所以要求振兴中医的有志之士，须学古圣经过解剖实验，验之确实，再提高到理论；用以指导实践。至于古人所遗留下来的丰富宝贵医学遗产，也应好好学习吸收，吸收不能代替自身之实践、创造，发明，两者应紧密结合起来，才是研究医学之正道。但唐氏已觉察到自己的论据不周，故最后说：“若与古圣《内经》、《本经》较之，则西洋远不及矣”。惜未作进一步之发挥。

03问曰：西人谓彼用药全凭试验，中国但分气味以配脏腑，未能试验，不如西法试验之为得也，其说然欤？

答曰：中国经神农尝药，定出形色、气味、主治脏腑百病，丝毫不差、所谓尝药即试验也。历数圣人之审定，盖已详矣！岂待今日始言试验哉？

评注

此问专论药物实验。唐氏仍主古人经过实验，用之不差，今人不必再实验之意。盖古人之实验固珍贵，不能代替今人之实验，况药物因时因地不同，气味形色主治亦有变迁，故令人用古方治今病，有效有不效，当然其中含有论证用药是否恰当的因素，就证药切合而论，亦有不效之时，可能药有伪劣者，又可能因时因地有别，所临之五运六气不同，以成之形色气味有差。

总之，未经亲身多次实验，不能得其究竟。所以说药物须经亲自栽培，采制，得其地道药材，还要经过临床多次实验，结合《本经》之原义考察，才能得出结论。关于这个关键问题，余在书后附有专论，请参阅。在这个问题上，唐氏之主张，不过是吃现成饭之意。

04问曰：辨药之法，以形色气味分别五行，配合脏腑，主治百病，是诚药理之大端矣！而物理相感又有不在形色气味上论者。譬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针，阳起石能飞升，蛇畏蜈蚣，蜈蚣畏蟾蜍，蟾蜍畏蛇，相制相畏，均不在形色气味上论，又何故也？

答曰：此以其性为治者也，夫辨药之形色气味，正以考其性也，果得其性，而形色气味之理已赅。故凡辨药，先须辨性。有如：

磁石：久收化成铁，是铁之母也。其引针者，同气相求，子来就母也，以药性论之，石属金而铁属水，磁石秉金水之性，而归于肾，故其主治能从肾中吸肺金之气，以归于根。

琥珀：乃松脂入地所化，松为阳木，其脂乃阳汁也。性能粘合，久则化为凝吸之性。盖其汁外凝，其阳内敛。擦之使热，则阳气外发，而其体粘。停擦使冷，则阳气内返而其性收吸。故遇芥则能粘吸也。人身之魂阳也，而藏于肝血阴分之中，与琥珀现之阳气敛藏于阴魄之中，更无以异，是以琥珀有安魂定魄之功。西洋化学谓磁石、琥珀内有电气，其能吸引者，皆是电气发力，能收引之也。有阴电，有阳电。凡物中含阳电者，遇有阴电之物即吸；含阴电者，遇有阳电之物即吸。若阴电遇阴电之物即相推，阳电遇阳电之物亦相推，其论甚悉！琥珀能拾芥而不能吸铁，磁石能吸铁而不能拾芥，以所含之电气不同也。然西人单以气论，犹不如中国兼以质论，则其理尤为显然。磁石之质类铁，故以类相从而吸铁。琥珀之质能粘，故以质为用而拾芥。辨药性者，所贵体用兼论也。

阳起石：生于泰山山谷，为云母石之根。其山冬不积雪，夏则生云，积阳上升。故或乘火气而上飞，或随日气而升腾也。凡人病阳气下陷，阳物不举者，用以升举阳气，亦以阳助阳之义而已矣！蛇形长，是秉木气，行则曲折，是秉水气。在辰属已，在象居北，在星象苍龙。总观于天，知蛇只是水木二气之所生也。

蜈蚣：生于南方干燥土中而味大辛，是秉燥金之气所生。蛇畏蜈蚣者，金能制木也。蜈蚣畏蟾蜍者，以蟾蜍秉水月之精生于湿地，是秉湿土之气所生，湿能胜燥，故蜈蚣畏蟾蜍也。蟾蜍畏蛇，则又是风能胜湿，木能克土之义。趁此以求，则凡相畏相使相反之理皆可类推。

评注

此问论药物能治病之理即于物性之中。答词甚明朗，无须一一注释。凡辨药物之形色气味质时地等等，正是考其能治病之理也，能治病之理，正是药物之性能，即体用结合。若能真明药性，用以救人身阴阳之偏颇，无不效如桴鼓，立起沉疴。

磁石、琥珀：但唐氏论琥珀拾芥，磁石吸铁，从气与质入手，通则通矣，不无谬误。盖琥珀能拾芥，而玻璃，塑料、胶木等等擦热之后，均能拾芥，且其质皆粘，其气皆内返，但不能起安魂定魄之功。推其能否治病之理，其质不在粘合上，而在琥珀之原质不同上，其质为松脂，松脂为松之精华所在，其性能治风寒湿三阴邪，入地年久，又得土气长期蒸炼、炼成红玉之象。人身之魂魄为精气神所凝聚，琥珀具金刚之性，故能入肺定魄，且又为阳木之精华，故能入肝安魂，色红入血祛瘀，肺为水之上源；肝主条达疏泄，肝肺足则流畅三焦膀胱之气化，故又能通调小便。

以上诸物皆能拾芥者，乃摩擦生电，感应芥亦生电，如被摩擦物生阳电，贴感应芥物近端为阴电；他端为阳电，异性相吸，故能拾芥也，反之亦然。磁石吸铁，则非电子原理，所以不能拾芥；只能吸铁。磁石中有磁场，产生磁力线，铁与磁石本为同类金属，而五行中又分五行，铁与磁石皆为黑色，黑属水，故同秉金水之性。磁石吸铁，并非子来就母，乃铁被磁感，亦可带磁性，成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现象，磁石受到震荡使磁力线排列紊乱，亦可丧失磁性而变成铁矿石，两者均可互变。盖磁力线排列齐整后即有磁性，若一端成阳极，另端则成阴极，同类相感，则铁内排列紊乱之磁力线受感应而排列整齐起来，近磁石之端则与磁石之极相反，阴阳相吸，故能吸铁。

唐氏认为是西洋化学之理，不对，应说为西洋物理。磁石与铁皆质重色黑，故能降痰水以镇怯，金克木，又能平肝木以息风。细论之，磁石有磁场产生磁力线，人身亦有生物磁场产生磁力线，人身之生物磁场寓于两肾间即命门中，磁石粉末服后，以类相从，故引入命门以补之助之，以吸引人身血液中历含之铁元素，使血不外渗下泄，故可治损伤，吐、衄、崩漏；肺属金，又可吸引金气归根，而宁喘息。

至于铁则补血之功居多，两者正可相须为用。电与磁皆分阴阳，但性不同，电阻以绝缘体则不流，作用消失；磁阻以绝缘体照样相吸或相斥，但电场可以产生磁场；磁场可以产生电场，既电可生磁；磁可生电，两者互为母子关系。为时代和条件所限制，所以唐氏论之不透彻，今代为补论之，用以完美此书。

阳起石：《本经》云：色白，故又名“白石”，今有色黑者、黄者、杂色等，以放于雪上，雪化者为真。若冬不积雪，夏则生云，云乃水受热腾空之气，不一定为云母之脚，今云母之脚未见此物，乃独产于山东阳起山。凡病阳气下陷、阳物不举，宫寒不孕，用之皆有奇效，因其能补阳升阳，服之故可转化人身之阴阳也。

蛇、蜈蚣、螗蜍：蛇是水木二气所生，但以木气为主，故可祛风，治疗瘫痪，疮癣诸病。蜈蚣是燥气所生，燥属金，金性制木，故可治肝风内动外扰之抽搐，金克木，故蛇畏蜈蚣。蟾蜍生湿地，且为月魄，燥气盛则湿可制之，凡疮肿结核而干燥者，蟾蜍均可润而治之，湿胜燥，所以蜈蚣畏蟾蜍。风能胜湿，湿物风吹则干，且木克土，故蟾蜍又畏蛇。此正五行相克相生之理，明乎此，则凡药物相畏，相使，相反，相恶，相杀之理，均可类而推之，而且极为快速准确。

药性

05问曰：物各有性，而其所以成此性者，何也？

答曰：原其所由生而成此性也，秉阳之气而生者，其性阳。秉阴之气而生者，其性阴。或秉阴中之阳，或秉阳中之阴。总视其生成以为区别，盖必原一物之终始与乎形色气味之差，分而后能定其性矣。有如：

人参：或谓其补气属阳，或谓其生津属阴。只因但论气味，而不究人参所由生之理，故不能定其性也。余曾问过关东人并友人姚次梧，游辽东归，言之甚详，与纲目所载无异。

本草纲目载人参歌曰：“三䅉五加，背阳向阴，若来求我，椴树相寻。”我所闻者，亦云人参生于辽东树林阴湿之地，又有人种者，亦须在阴林内植之。夫生于阴湿，秉水阴润泽之气也。故味苦甘而有汁液，发之为三䅉五叶，阳数也。此苗从阴湿中发出，是由阴生阳。

故于甘苦阴味之中，饶有一番生阳之气，此气可尝而得之也。人身之元气，由肾水之中以上达于肺，生于阴而出于阳。与人参由阴生阳，同一理也，所以人参大能化气，气化而上，出于口鼻，即是津液。人参生津之理如此，非徒以其味而已。然即以气味论，甘苦中含有生发之气，亦只成为由阴出阳之气味耳。

评注

此问论药物本于阴阳成性之理，并以人参为例阐明之。气主生；味主成，气味皆有阴阳，故阴阳为成气味之神。性是气养成的，故秉阳气生的，其性阳，秉阴气而生的，其性阴。但阴阳不能截然分开，其中有差错，所以又有阴中之阳与阳中之阴的出现，总之阴阳之气生物成性之理万古不移。气味有厚薄之差，须视其物生成情况，并推原其物之终始，即倒数计时法，与乎生与成形色气味之差别，而后能定其性矣。如此以论药性，可谓全面透彻。

人参：本为秉阴中之阳以生，秉阴则能益阴，象阳则能补气，且其形象人，故于人身五脏六腑身躯百骸之阴阳，皆有所补益。如人之阴阳之气不虚者，不必用之，用之反有气盛，气壅之弊；邪正不分，纽成一团时，不必用之，用之邪正皆补，病无愈期；正虚邪盛，邪正已分，可以用之，补正驱邪，故仲景方多用于祛邪药中，加人参一味以补正，又可助祛邪药之力，而扫病邪。有说人参补肺气；有说人参补中气；有说人参补元气等等，皆一偏之见，大凡补气之药，皆无气不补，至于补哪种气，视其用量用法以及配伍而定。

但唐氏所说补元气，为稍近理。因气化生予下焦丹田之中，上蒸肾水即为气，为诸气之根本，水化为气，气凝为水，即是升津补液，苦甘化阴，但必须有生发之阳气寓其中，乃有斯效。若以食糖拌焦苦之锅粑食之，确无此效，因缺乏生发之气也。总之，定一物之药性，必须原一物之终始，参之以形色气味质地时等俱全，得其差分主次关系，才能得其性。即必须全面看，全面分析研究实验，才能肯定。

06问曰：人参不生于东南，而生于北方。古生上党，今生辽东、高丽，皆北方也。此何以故？

答曰：此正人参所由生之理，不究及此尚难得人参之真性也。盖北方属水，于卦为坎，坎卦外阴而内阳。人参生于北方，正是阴中之阳也。坎卦为水，天阳之气，皆发于水中。观西人以火煎水，则气出，而气着于物，又复化而为水。知水为气之母，气从水而出矣！人身肾与膀胱属水，水中含阳，化气上行，出于口鼻，则为呼吸；充于皮毛，则为卫气。只此肾与膀胱，水中之阳，化气而充周者也。

故《内经》曰：”膀胱者，洲都之官，气化则能出矣。”此与天地水中含阳，化而为气，以周万物，本属一理。水在五行属北方，人参生于北方，秉水中阳气，故与人之气化相合，所以大能补气。不独人参为然，凡一切药，皆当原其所生，而后其性可得知矣。夫生于北方，有阴中之阳药，则知生于南方，有阳中之阴药，如朱砂是。

丹砂：人参属水中之阳，丹砂则属火中之阴，丹砂生辰州者，名曰辰砂。

硫黄、水银：世人用硫黄、水银二物锻炼变为赤色，以冒辰砂，又有灵砂，亦用二味炼成，名曰二气砂。皆谓其有补坎填离之功，法本于抱朴子。因抱朴子炼丹砂，服之而仙，后人遂有炉鼎之术。沿袭至今，尚有辰砂、灵砂两药，均用硫黄、水银二味炼成者也。水银：乃石中之阴汁。硫磺：乃石中之阳汁。

合而锻炼，返水银之阴而尽归于阳，变为纯赤，与丹砂之色无异，但由人力造成。阴返为阳，是阴已尽而阳独存，且有火炼之毒，以之助阳退阴则可，以补阳益阴则不可。不及丹砂，由天地自然熔铸而成，阳中含阴，外露火色，内含水阴。

夫造灵砂、辰砂者、须用硫黄、水银二味合锻，乃能变成红色，则知丹砂，亦必具硫黄、水银相合之性，乃变化为纯赤之色也。但丹砂是天地阴阳之气自然锻炼，不假火力，极其神妙，非可以水银、硫黄分论丹砂也。火体之中含有水气，故丹砂能入心益阴以安神。又取水银法，将丹砂烧之即出。既烧之砂脚不足用，以其内之阴汞已走，阳中无阴也。水银有毒，积阴无阳也，要之合硫磺、水银而作灵砂、辰砂，非阳中含阴之性。

分水银砂脚为二物，则尤阴阳各异，均非朱砂之本性，惟天地南方离火自然熔成之朱砂，外具火色，内含水阴，合乎离卦外阳内阴之象，离中之阴坎之水也。朱砂火色而内含水银，即离火中含坎水之象，故能补坎之水以填离宫，养血安神，此为第一。

此可与人参对勘！人参秉水中之阳而补气，朱砂秉火中之阴而养血。一生北方，一生南方。就此二物，便知南北水火阴阳血气之理矣！夫南北水火，虽非截然究之各有所属。故北方属水，多生气分之药，如黄芪是也。南方属火，多生血分之药，又如肉桂是也。

评注

人参：此问论人参朱砂因产地不同，气性各异，兼论人工炼成之丹砂灵砂不可用。药物受天地之气化而生而成，故其所秉之性，即天地阴阳之气。水为阴，但为天阳所生，故阴中含阳，于卦为☵坎，人参生于北方，正得此气而成，推之黄芪亦然。

朱砂、水银、硫磺：朱砂色红，内含水银，生于南方，南方属火，火为地气所生，火属阳，地气属阴，阳抱阴，正属☲离卦，则朱砂色红属火，内阴属水，正合离卦之义，推之肉桂亦然。得水气而生者，能补水中之阳，做化水补气；得火气而生者，能补火中之阴，故养血安神。此乃天地气化之妙，若人工所为者，合水银硫磺煅炼而成之丹砂灵砂，因无天地自然气化之妙，且烧之阴去而阳独存，留有火毒，只能补火，而无补火中之水的妙用，由此而知，用药要地道。

至于论到气，水化为气，乃蒸发之气，是空气中及人身之湿度大小问题，只是人身气化之一种，属肾；还有肝化之气，即碳气；肺化之气，即氧气；心化之气，即氢气；脾化之气，即氮气。总之，五脏有五脏之气；六腑有六腑之气，分之则各别；合之则一气也。盖诸气皆主于肺，肺心之气化合，即氢氧化合为水，金生水，其理在此。肺肝之气化合，即成二氧化碳，应呼出，即金克木；木气条达之意。三气皆燥烈，故必须水气以润之；氮气以冲淡之，即肾主润之；脾主缓之之意。为了落实气化问题，补唐氏及千古未发之蕴，余在书后附有《气之发挥》一文，请参阅。

07问曰：黄芪或生汉中，或生甘肃，或生山西，或生北口外，今统以北方立论，有理否？

答曰：虽不必截然在北，然其为性，实皆秉北方水中之阳气以生，其主北方立论，则就乎得气之优者而言，故黄芪以北口外产者为佳。盖天地之阳气，均由土下黄泉之水中透出于地面，上于天为云雾，着于物为雨露，交于人为呼吸，只此水中之气而已。人身之阳气，则由肾与膀胱气海之中发出，上循三焦油膜以达于肺，而为呼吸；布于皮毛，而为卫气，亦只此水中之气而已矣。

黄芪：水在五行，以北方为盛，故补气之药皆以北方产者为良。汉中甘肃所产黄芪，根体多实，气不盛而孔道少；山西所产，体略虚松，犹不及北口外所产者，其体极松，以内中行水气之孔道更大，故知其气为更盛。盖黄芪根长数尺，深入土中，吸引土下黄泉之水，以上生其苗叶，气即水也，引水即是引气，根中虚松窍大者，所引水气极多，故气盛而补气。

人身气生于肾，由气海上循油膜而达口鼻，与黄芪之气由松窍而上苗叶者无异。芪之松窍象人身油膜中亦有通水之松窍。油膜者，三焦也，故谓黄芪为三焦油膜中药。其能拓里达表，皆取黄芪从油膜中，而上行外通之义也。且黄芪外皮紫黑，水火之间色也，惟其秉水中之阳气，故成此水火之间色。三焦相火水中之阳，名曰少阳。黄芪中通象三焦，引水泉之气，以上生苗叶，是秉水中之阳而生者也，故有水火之间色，而为三焦之良药，其气类有如是者。

芪之肉理色黄味甘，土之色味也，黄芪入土最深，又得土气之厚，所以黄芪又大补脾。今人不知身中网膜是三焦，又不知网膜上之膏油即是脾之物，不知膜与油相连，又安知黄芪补脾土达三焦之理哉？能知网膜是三焦，膏油属脾土，则知黄芪归脾经，达三焦之理矣！

评注

黄芪：此问论黄芪补气归脾经达三焦之理。补气之药所以能补气之根由，皆秉其生成时天地气化所赋与，即秉赋。因此黄芪以北口外产者最佳，称口芪。而唐氏所论，人身之气，只生于肾中之水气，水以北方最盛，原于北方之水藏于地下很深之处，黄芪根长入地而吸之，根中必孔道多而大，水气之上升才会多，下吸黄泉之水；上滋苗叶，即是能补气、能升气之理。

其能治人身之病者，亦必与人身之组织与气化相合，物从其类之义。人身之肾与膀胱是主水之地，象地下黄泉；网膜即三焦上多管道，力上下水之通道，象黄芪之根茎内孔道一样，网膜上之油为脾所主，即脾之物，黄芪皮色紫黑，为水火之气合化，称间色，但芪肉色黄味甘，正合脾之色与味，同类相招，故黄芪能入而补之。人身这两个部分，均与黄芪的形色味相一致，故能借黄芪之力入人身补气归脾经达三焦。

唐氏根据天地气化培养成之药物性能，以治人身之疾病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是数千年来研究药学之最杰出者，比诸家本草，高出几个层次。但唐氏认为天地与人身之气，只此水中之气而已矣，却欠全面，余在6问评注中，已补论之，兹不赘，学者请参阅。

总之，黄芪于人身诸气皆补、皆升，非仅归脾经达三焦也。如黄芪皮色紫黑，紫可入心补心气；黑可入肾补肾气；气温与肝气相投，即可入肝补肝气；肉色黄味甘入脾补脾气而生肺金之气，且诸气皆统于肺，肺行呼吸，是为诸气之总司令，所以说黄芪于诸气皆补也，但又以补脾经达三焦为效捷，不可不知。

08问曰：肉桂生于南方，秉地二之火，以入血分固矣。乃仲景肾气丸用之取其化气，而非取其化血，此又何说？

答曰：血无气不行，气无血不附，气血二字原非判然两端。且其化气乃仲景之妙用，非肉桂之本性也，人身之气，生于肾中一阳，实则借鼻孔吸入之天阳，历心系，引心火下交于肾，然后蒸动肾水，化气上腾，出于口鼻。仲景肾气丸多用地黄、山药、丹皮、茱萸以生水，用苓、泽以利水，然后用桂导心火以下交于水，用附子振肾阳以蒸动其气。

肉桂：肉桂之能化气者，如此，乃仲景善用肉桂之妙。非肉桂自能化气也，若单用肉桂，及合血分药用则多走血分，不是气分之药矣！

桂枝：色赤味辛，亦是人心肝血分之药。而五苓散、桂苓甘草五味汤均取其入膀胱化气，非桂枝自能化气。实因苓泽利水，引桂枝入于水中，以化水为气，与肾气之用肉桂其义相近，不得单言桂枝，便谓其能化气也。至如黄芪五物汤治血痹，当归四逆汤治身痛，皆取桂枝温通血脉，可知心火生血。而秉火气者，入于血分乃是一定之理。

评注

此问论肉桂，桂枝入血分，以及化气之理。血无气则变成死血；气无血则变成空气，总之人身之气与血是相互依存的。肉桂生于南方，秉地二之火（地二之火，源于《河图》，二为阴数，即阴生阳之义），故色赤气温而入心肝之血分，以温血行血；味辛甘而香窜，故又能疏解诸郁气。而其味至辛，辛属金，金克木，若以桂作钉，钉于树木之上，树则枯死，是其验也。

09问曰：入气分入血分，其理未易明也，请再言之。

答曰：秉于天水而生者入气分，秉于地火而生者入血分，气本于天，味本于地，气厚者入气分，味厚者入血分，入气分者走清窍，入血分者走浊窍。有如：

大蒜：气之厚者也，故入气分走清窍，上为目瞀而下为溺臭。

海椒：味之厚者也，故入血分走浊窍，上为口舌糜烂，而下为大便辣痛。

观此二物即知入气分、入血分之辨矣。盖得天水之气而生者入气分，人参、黄芪最显者也。外如泽泻、苡仁生于水而利水，二物同而不同。

苡仁：生于茎上，则化气下行，引肺阳以达于下。

泽泻：生于根下，则化气上行，引肾阴以达于上。

百合花：覆如天之下垂，旋复花滴露而生，本天之清气，故皆入气分，以敛肺降气。

钟乳石：下垂象天，石又金之体也，故主镇降肺气。

蛤蚧：生石中，得金水之气，故滋肺金，功专利水，其能定喘者，则以水行则气化，无痰饮以阻之，故喘自定。

麦冬、天冬：秉水阴者，皆能滋肺以清气分。

龙骨：龙乃水中阳物，世所用龙骨，系土中石品，非水族也。然既成为龙形，则实本天一水中之阳气而生，既成龙形又不飞腾，假石以为质，潜藏于土中是秉天水之阳，以归于地下，故能潜纳肾气，收敛心神，皆用其潜纳阳气之义耳。

茯苓：乃松之精汁流注于根而生，是得天之阳以下返其宅者也。下有茯苓，其松颠上有茯苓苗，名威喜芝，苓在土中，气自能上应于松颠，苟得松之精则有木性，能疏土也。凝土之质味淡色白，功主渗利能行水也。其气不相连接，自上应于苗，故能化气上行而益气，西人以松香搓发电气，谓松香中电气最多，松香沦入地中，变生茯苓，内含电气，其气上应于苗，亦如电线之相贯而已。然西国只名为阳气。

松脂：秉阳之精沦入于地，化为茯苓，阳气所发遥遥贯注，是生威喜芝，非气化之盛恶能如是。人身之气乃水中一阳所化，茯苓以质之渗行其水，而气之阳助其化，所以为化气行水之要药。

以上所论皆得天水之阳而生，故皆入气分，其他入血分者，则必得地火之味而生，如当归、川芎是。盖人身之血是由胃中取汁，得心火化赤，遂为血，既化为血乃溢于脉，转枢于胞宫，而肝司之。故凡入血分之药，皆得地火之气味而兼入肝木。

当归：辛苦是。得地火之味，其气微温，得木之性而质又油润，得地之湿，故能化汁助心生血，以行于肝。别字本草有谓当归过于辛温，行血之功有余，生血之功不足，不知人身之血是中焦受气取汁，上腾于肺部，入于心，奉心火之化乃变赤色，而为血。

西医言：饮食之汁上肺至颈，会管遂为红色，下入心房，合观此说，总见奉心火之化而变为血，《内经》所谓心生血者此也。当归辛苦温烈之气，正所以出心火之化，以其油润生汁，以其辛温助心火之化。

其功专生血，更无别药可以比拟也。仲景和血之方无过于温经汤，生血之方无过于复脉汤。温经汤辛温降利，与川芎同功。复脉汤辛温滋润，与当归同功。知心火化液为血，则知复脉汤之生血，并知当归为生血之药也。

川芎：味更辛苦，得木火之性尤烈，质不柔润，性专走窜，故专主行心肝之血。夫苦者火之味也，苦而兼辛则性温而有生血之功。若但苦而不辛，则性凉而专主泄血。

红花：色赤，自入血分,而味苦则专能泄血。又凡花性皆主轻扬，上行外走，故红花泄肌肤脉络在外在上之血。

丹皮：色味亦类红花，而根性下达，与花不同，故主在内及泄中下焦之血。

桃花：红而仁味苦，皆得地火之性味者也。仁又有生气，故桃仁能破血，亦能生血。

茜草：色赤，味苦根甚长，故下行之力更重，专能降泄行血也。

评注

此间论药入气分，入血分之理。唐氏之理出一贯，首尾衔接，逻辑性强，堪称名家。总起来说，秉天水而生者入气分；秉地火而生者入血分，气厚入气分，味厚入血分。而气本于天，味本于地，故各从其类而入之。

所举大蒜、苡仁，泽泻，百合，旋复花，钟乳石、蛤蚧，麦冬，天冬、龙骨，茯苓等为入气分之药；辣椒、当归、川芎、红花、丹皮、桃仁、茜草等为入血分之药。四川人称“辣椒”为“海椒”，唐氏四川人，故用此俗名。大蒜色白味辛气温，走窜之气大，是秉水阴之气而生，故入气分，其上有白膜，故使人目视物不清。

头上七窍，本均为清窍，但清中有浊，口食五味，故为浊窍；下部二窍，本均为浊窍，但浊中有清，故小便为清窍。食大蒜后，上为目瞀；下为尿臭，以此证明大蒜是入气分之药物，而气走清窍。同理证明，食辣椒后，上则口舌糜烂；下则大便辣痛，是入血分之药，而走浊窍。然辣椒嫩绿老红，是得木火之气，以成其色，辣为辛之变味，入腹发烧，证实性温，是秉地火而生者无疑。

其余诸药，绝大部分，唐氏推阐精当明白，就不必一一注释。惟所解茯苓为松香入土所生，但其白硬之状，中有脉络，毫无松香气味，似不确实。今用之茯苓皆人工种植而成，属于菌类，种苓家秘不相传。徐灵胎谓系一种藤蔓植入松根而结，究系何种藤蔓，不知也。

以余得秘所知，系用糯米蒸熟捣泥候冷，再在松树下挖数尺至根，上下掏空，将糯米泥填入，上盖以原来之土，三至五年后掘之可得茯苓。至于下有茯苓，上有威喜芝之说，因《本经》以茯苓为“茯菟”，有云成喜芝即菟丝子寄生于松颠之上，似近情理。

唐氏以西洋电气之感来说明松脂、茯苓、威喜芝三者之关系，与事实不合。松香擦于物上前增加涩性，加大摩擦力而生电，非松香本身先带电、有电、生电，而是摩擦之结果，且松香为绝缘体，更不能导电，所以唐氏受时代和条件所限制，如此汇通中西不确。

若解茯苓为松根之灵气结成，色白味淡气温，故可入气分化气利水，并可安魂定魄而治心悸汗出不眠，与抱木而生之茯神，一神一灵，洽为孪生子，言其药之神且灵也。《史记·龟策传》作“茯灵”，益知今之“苓”字，乃传写之误。总之，唐氏能以水火气血以论药物性能，诚研究本草学中之佼佼者，虽引证有不洽之处，但所走之道路是正确的，于后学之培植启发是远大的，无可非议的。

10问曰：若得火味，其入心清火泄血，理可知矣。惟辛味之品是得肺金之味者，乃亦能入血分。如肉桂、桂枝、紫苏、荆芥，此又何说？

答曰：凡药得酸味者，皆得金收之性，得辛味者，皆得木温之性，此乃五行相反相成之理。心火生血尤赖肝木生火，此是虚则补其母之义，故温肝即是温心。

肉桂：大辛，则大温，虽得金味，而实成为木火之性，故主人心肝血分，以助血之化源。

桂枝：尤能上行，张仲景复脉汤用桂枝，取其入心助火以化血也。

远志：之性亦同桂枝，但桂枝四达，远志则系根体，又极细，但主内入心经以散心中滞血而已。

马通：不独草木本火味者入血分，有如马为火畜，故马通亦能降火以行血。

枣仁：秉火之赤色，故亦入心养血，总见血生于心。大凡得地火之性味者，皆入血分也。

评注

此问论药物得辛味，其能入血分之理。唐氏此解，不甚透彻，盖五行相反相成，是指成其药性而言。如木味本酸，得金收而成，则由酸味变成辛味，若辛之平味，仍是肺金之本味与本性；辛之极味，物极则反，反变为肝木之温性。推之，其他药物之性味亦然。

肉桂、桂枝、远志、马通、枣仁：知肉桂、桂枝皆得辛之极味，故反能入血分温通肝血与心血，其理在此。紫苏、荆芥亦然，兼取其色，但唐氏未作解答，反取远志、马通、酸枣仁为补充。

总之，凡秉地二之火所生者，皆入血分，不管形色气味是否一致，此是定论。但入血分之药性，寒热温凉皆有，又不可一概而论，所以其药性之主要判别点，还是以入口到胃视其反应方知，此即神农尝百草之寓意，识药性之关键。唐氏忽诸于此，今再重申之。

11问曰：生地质润，中含水液，阿胶济水煎成，性本水阴。二药皆能生血，何也？

答曰：离卦中之阴爻即坎水也，阿胶、生地以水济火，正是以坎填离，有此阴汁，而后得心火化赤，即为血矣！正《内经》中焦取汁，奉心火变赤为血之理，知血之生化，凡入血分之药从可知矣。

评注

此问论生地阿胶能生血之理。盖血中大部为水分，凡柔润多汁之物，皆能补其血中水分，即离中阴爻，乃坎水之义。但生地生时，色黄，故称地黄，久则变成黑色，因含铁元素较高的缘故，故为治缺铁性贫血之天然良药，阿胶乃地下河道济水熬成，地下河道性近人之血脉，故为入血补血之妙品，两药皆凉，故能凉血补血去血热而止血，即《内经》云“水入于经，其血乃成”之义，又是中焦取汁，奉心化赤之理。总之是水火合化，阴阳互根之大义。

12问曰：南北地有不同，所生之药，既有水火血气之分，先生已言之矣。至于东西中央，岂无异致？何以不论及耶？

答曰：南北水火，其显分者也，况阴阳摩荡，南未尝不得北气，北未尝不得南气。至于东西循环，中央四达，其气错行，故可不分。然亦有可分别者。如：

青礞石、化红皮、荔枝核：皆秉东方木气者也。或能平肝以行痰，或能散肝以解郁。皆以东方产者，为得木气之全，故此等药广东产者为佳。

川贝母、生石膏、桑白皮：皆秉西方金气而生，或利肺降痰，或清金去热，皆以西方产者，为得金气之清，故此等药以川西产者为佳。

李用东行根、石榴：皆取得木气也。

侧柏叶：皆西指，取用必取西枝，只是取其得金气耳。

至于中央备东南西北之四气，而亦有独得中央之气者，如河南居天下之中，则产地黄。

地黄：人见地黄黑色，不知其未经蒸晒，其色本黄。河南平原土厚水深，故地黄得中央湿土之气而生，内含润泽,土之湿也。人徒见地黄蒸成色黑，为能滋肾之阴，而不知其实滋脾阴。《内经》云：脾为阴中之至阴，地黄以湿归脾，脾阴足则肝肾自受其灌溉。

山药：亦以河南产者为佳，味甘有液，是得土湿之气，功能补脾，亦补脾之阴也。惟山药色白，则得土中之金气，故补脾而兼益肺。地黄能变黑色，实得土中之水气。故润脾而兼滋肾。虽同产一地，而有种类形色之不同，故功亦略异。

评注

此问论东南西北与中央所产之药物性能。以地域论：大者全国分东南西北中央五行；中者全省分东南西北中央五行；小者一个小地方亦分东南西北中央五行，且南北之气互相流通，即所谓“摩荡”，东南西北等各方连接转化，即所谓“大循环”。故论药物，各方皆有所产，南未尝不产北药；北未尝不产南药，但皆得气不全，非地道药材，质劣效差。

青礞石、化红皮、荔枝核：如青礞石，以产广东者为佳，中带白点，青入肝白入肺，石为金类，药性则平肝行痰，使痰受重坠之性而下行。若实验之，以碗盛水，吐痰于水上，将青礞石末撒于痰上，须臾痰即化水而下行，故为治实痰之圣药。化红皮即广东所产之桔子皮，又称“广皮”，行气解郁之功，远胜他处所产者。荔枝核，散肝气之结核，故治疝气，广东产者，力优而雄健。统观以上三药，皆以广东产者，得东方木气最厚，同气相引，入肝散气行气。

川贝母、生石膏、桑白皮：推之西方所产之川贝母、生石膏、桑白皮，皆得金气最厚，金主清凉，故皆能清气分之热邪，分别之，川贝母专能入肺润肺治虚痰咳喘，生石膏清气分之热而力最雄；桑白皮清肺热而行水是专功，以上三药，川西产者为地道，因得金气最全也。

李用东行根、石榴、侧柏叶：若不分地域论，李用东行根，石榴取向东生者，皆取其得木气之全，入肝酸敛疏通之力大；侧柏叶本向西指，又取向西生者，取其得金气更全，则生水补阴凉血止血之功更大。总之，得东方木气厚者，散肝气解肝郁之功效显著；得西方金气厚者，补肺平肝，清凉滋阴之力明显。全面论之，各取其性。

地黄、山药：至于中央，四方交会，主土湿之气，而四方之物皆可得，而又以土湿之气为主，湿为阴，故滋阴者必以脾土为主，脾为太阴、至阴，至阴是阴之最甚者，故地黄、山药以河南产者为上品，因其得土湿之气最全。地黄生黄久变黑多汁，滋脾阴而灌肾阴，黑为铁元素多，故又补血；山药色白味甘多汁，白入肺；甘入脾；多汁入肾，对脾肾肺三脏之阴皆补，既是滋补食品，又是良药。总之，滋阴以滋补脾阴为主，脾阴足则肾阴足、肺阴足、心阴足、肝阴足，脏腑之阴皆足，其他脏腑所得之阴乃脾阴灌溉流注而来，明此者，则得滋阴之道矣。

补充一点，同一产地之药材，因种子优劣关系，耕耘施肥浇水管理等原因，成药后之形色气味亦稍异，则其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故前代名医用药，有专供门市部，怕伪劣药材充代，影响其声誉。余不得已，想了一个对付的办法，用药专选简、便、廉、效实的药用，因为大路药，廉价药伪劣的毕竟少得多。奸商会想，无大利可图，何必于此伤天害理，绝子灭孙的事耶！

13问曰：甘草入脾，何以生于甘肃？白术正补脾土，何以不生于河南，而生于浙江？

答曰：此正见五行之理，不得截然分界。况土旺于四季，是四方皆有土色。

白术：之生于江浙，必其地饶有土脉，故生白术,内含甘润之油质，可以滋脾之阴，外发辛香之温性，可以达脾之阳。取温润则用浙产者，以其油厚也，取温燥则用歙产者，以其较烈也。

甘草：味正甘入脾胃，守而不走，补中气，和诸药。虽不生于河南中州，而生于极西之甘肃，亦由甘肃地土敦厚，故生甘草。根深者至四五尺，与黄芪无异，但黄芪中空属气分，是得土中水气，甘草中实纯得土气之厚，故深长且实也。虽生于西，而实得中土之气。总之五行之理，分言则各别方隅，合论则同一太极。

评注

白术：此问论药物之生成，亦有不限于地域者，并以甘草，白术为例论之。白术以于术为佳，严于浙江于潜，又称“云头术”，肥润多脂，味苦甘微辛，气温，为补脾燥湿之良药。如按地域论，应产于河南，而河南不是不产白术，以其所产者质量次于浙江、安徽。又龥产者，称狗头术，脂少而气味较浙产为烈，用以燥湿则胜于浙产者，若以之补脾则不如浙产者，但两者皆以补脾阳为主，几乎没有滋脾阴之力。关键就在于不产于中央河南，而产于东南安徽、浙江。

中央河南属土湿之气充足，脾主湿，与地之中央相一致，而河南所产之地黄、山药皆较他地产者肥大而多汁，正是脾土之性，以之补脾阴，正是补脾之正气。若白术乃苦甘微辛，质乃干燥中含油润之性，气香而温，油与水有别，油能涤垢除水，如猪胰子、肥皂等皆以油脂造成。白术之苦，正得南方火味，苦而不甚，火就燥，正好燥湿；甘归脾，是土气所生，正好入脾补脾，辛乃金之味，正好制木扶脾；辛主散，正好散湿气之多余，油润既可滋脾之膏油，同时涤水以除湿；气香可以醒脾，气温可以温脾除湿，总观白术是补脾阳以燥湿之药物，所以不能产于河南，河南产者土湿多，起不到补脾阳之作用。浙江、安徽处东南之地，正能得此诸气以生白术，同时白术以冬收者最佳，称冬术，因经秋金之气全，故辛味较大，辛又主润，故冬术油润多而为白术中之最上品。同理甘肃所产之甘草为上品，陕西、山西、河南产者次之。甘肃为中国之极西，土气远不如中央河南，其地又多地震，证明土脉土气不敦阜。

甘草：味正甘而气平，本得土之正味正气，是补脾胃之正药，土又主缓，正可缓解诸毒药之毒性，但其质硬无孔窍，内少水汁，河南产者疏松多汁，故为次品；甘肃虽西方，但甘乃土之味，其土质优于他地，故所生之甘草能得正味，肃乃金之别称，甘草得到金之肃杀之气而成，故又秉金刚之气而体结实，生与成既得正气又得旺气，故列为甘草中之上品。

河南则缺乏此旺气以成全甘草，故质地疏松，列为次品。同时甘草既补脾阳，又补脾阴。甘草与辛味之药化合则补阳而发散；与酸味之药化合则滋阴而生津。誉为药中之“国老”。唐氏未细究白术之性，只以土脉必饶为凭，若土脉之饶，中央居冠；若五行同一太极，为什么人参北方独产，肉桂南方独生，可见饶与同一太极之说，理由皆欠充足，以之解白术，甘草自然欠全面周到，故在注释中补其不备，使本书更臻完美，造福医林。

14问曰：药有以天时名者，如夏枯草、款冬花，得无以时为治乎？

答曰：然天时者，五行之流运，阴阳之分见，故凡论药，又当论其生之时，与成之候。虽不尽拘于时，而亦有以时为治者。

夏枯草：生于冬末，长于三春，是正得水木之气。遇夏则枯者，木当火令则其气退谢，故用以退肝胆经之火。

款冬花：生于冬月冰雪之中，而花又在根下，乃坎中含阳之象，故能引肺中阳气下行，而为利痰止咳之药。二物皆以时名，皆得其时之妙用也。

冬虫夏草：《本草》不载，今考其物真为灵品，此物冬至生虫，自春及夏，虫长寸余粗如小指，当夏至前一时犹然虫也。及夏至时，虫忽不见，皆入于土，头上生苗，渐长到秋分后，则苗长三寸，居然草也。此物生于西蕃草地，遍地皆草，莫可辨识。秋分后即微雪，采虫草者，看雪中有数寸无雪处，一锄掘起，而虫草即在其中。观其能化雪，则气性纯阳，盖虫为动物，自是阳性，生于冬至，盛阳气也。故欲补下焦之阳，则单用根，若益上焦之阴，则兼用苗。总显其冬夏二令之气化而已。

麦冬、天冬、忍冬、冬青：皆凌冬不凋，感水津之气，故二冬能清肺金,忍冬能清风热，冬青子滋肾，其分别处又以根白者入肺。藤蔓草走经络，冬青子色黑，则入肾滋阴。

半夏：半夏虽生当夏之半，而其根成于秋时，得燥金辛烈之气味，故主降利水饮，为阳明之药。此又不可循半夏之名，而失其实也。

故论药者，或以地论，或以时论，或但以气味论，各就其偏重者以为主，而药之真性自明。

评注

此问论药以时名者，有以时为治之义。药以时名，说明该药秉时之气特厚，故药具其时之特性，明其特性，就能针对治疗人身相同之疾病。唐氏肯定以时名药之特性与配套治疗，阐发精辟。但遗憾的是对半夏视为例外，这显然是唐氏分析研究中的遗漏，余将补缀完美于后。

夏枯草：得水生木之气而生，至夏当火主令之时，木化火后，则木本身变为枯炭，即已退木气之火气；火气退而枯，其性专能入肝胆之经以退火气明矣，推之凡高血压、瘰疬，目昏涩等证，皆由肝胆之经火邪壅结经络窍目所成，故皆能治之。

款冬花：生于冬月冰雪之中，叶青翠而紫，花由根抽茎而生黄色头状花，老则变为黄紫色，味辛甘气温，因其能耐冰雪之寒故气温。黄色与甘味，皆脾之正色正味；辛者金味入肺；花又在根上，故下能入肾温肾阳；中能燥脾湿以去生痰之源；上能引肺气下行而归根，专治因寒而生之咳嗽痰喘。

冬虫夏草、麦冬、天冬、忍冬、冬青子：唐氏之解已详，此为治虚痨病中上热下寒之圣药。而麦冬、天冬、忍冬、冬青子，皆以冬名，均能耐冬月之严寒，何以其性反微寒而不温呢！盖皆秉水金之气而生，水是冬之本气；金不怕寒，故挺然翠绿，叶茂枝荣，故二冬多汁而凉润，水可济火，即坎水填离，能滋水阴以清火，火气宁则金气肃，故能清肺金而止嗽；忍冬乃金银花之花、叶、藤，根之总称呼，皆能清风热、解毒、消肿、通经活络，因其色金黄，秉金水之气厚，金主清之效多；冬青子即女贞子，隆冬不凋，子仁色紫黑、象肾，故能入肾以滋阴。

半夏：关于半夏，《礼记·月令》曰：“五月半夏生。”故其生当夏之半而得名；其根成于八月，既秉火之气而生；得金之气而成，其味辛性温，正合金火之气味也。五月乃阳入阴之时，故凡阳不入阴之病皆可借用，如歧伯曰：“卫气行于阳，阳气满，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瞑。治法：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既通，其卧立至。

方用：流水千里者八升，扬之万遍，取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大沸入秫米一升、半夏五合，煮一升半，饮汁一升，日三，以知为度。新病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久者三饮而已”。此为《内经》治阳不入阴而失眠之神方，其中主要借用半夏之性，以阳入阴之力，故名之曰“半夏汤”。此正可补唐氏论半夏之遗漏。

再则，半夏降下之力，亦是由阳入阴之性，非取其辛烈之气味也。盖具辛温燥烈气味之药很多，如细辛，不但不能降下，反能升散足少阴经之寒湿。而半夏之辛温燥烈，主要是入脾燥湿祛痰，同时辛还可利肺气，故成为治因寒咳嗽之良药；辛又主润，故《局方》半硫丸，用以治老人虚秘，大便燥结。以其阳入阴之性，又与阳明胃气下行为顺之义相吻合，故半夏成为降胃气上逆，止呕吐之圣药；辛又主通，故又能利水饮通小便。半夏作用虽多，不胜枚举，但总不越乎以阳入阴之义，何得谓“半夏不可循名而失其实也”。

15问曰：药多以味为治，味之甘者则归脾经，乃甘味之药多矣。或正入脾胃，或兼入四脏，此又何以别之？

答曰：得甘之正味者，正入脾经，若兼苦兼酸兼咸兼辛，则皆甘之间味也，故兼入四脏。

甘草：纯甘，能补脾之阴，能益胃之阳，或生用或熟用，或以和百药，固无不宜。

黄精：甘而多汁，正补脾土之湿。

山药：色白带酸，故补脾而兼入肝肺。

白术：甘而苦温，故补脾温土，和肝气以伸脾气也。

苍术：甘而苦燥，故燥胃去湿。

黄芪：味甘而气盛，故补气。

荠苨：味甘而有汁，故生津。

莲米：味甘带涩，其气清香，得水土之气，故补土以涩精止利。

黄实：甘味少而涩性多，是得土泽之味少，而得金收之性多，且生水中，是属肾之果也，故用以收涩肾经，及止泻利。

苡仁：亦生水中，而味极淡，则不补又不涩，则纯于渗利。

茯苓：亦然，皆以其淡，且不涩也。

赤石脂：粘涩又味甘，则能填补止泻利。

禹余粮：是石谷中之土质，甘而微咸，甘能补正以止利，咸能入肾以涩精，皆取其甘，亦用其涩。

以不涩而纯甘论：

龙眼：则归脾又产炎州，得夏令火气而生，以火生土，故补心兼补脾。

使君子仁：甘能补脾，而又能杀疳虫者，因气兼香臭，有温烈之性，故服此忌食热茶，犯之即泄，与巴豆之饮热则泻，其意略同。

以畜物论：

黄牛肉：甘温，大补脾胃。

羊肉：虽甘而有膻气，得木之温，故补脾兼补肝。

猪肉：虽甘而兼咸味，得水土之寒性矣，故滋脾润肾。

人乳：味甘本饮食之汁，得肺胃之气化而成，故能润养胃，滋生血液，补脾之阴，无逾于此。

甘松：味甘而香烈，故主理脾之气。

木香：木香之理气，以其香气归脾而味兼微辛，又得木气之温，力能疏土，且木香茎五枝五叶五节，五皆合脾土之数，故能理脾也。

以诸果论：

大枣：皮红肉黄，皮辛肉甘，得以火生土之性，故纯于补脾胃。

梨：味甘而含水津，故润脾肺。

荔枝：生东南，味甘酸，故归脾与肝而温补。

总之甘味皆入脾，又审其所兼之味，以兼入别脏，则主治可得而详矣。

评注

此问论甘味归脾经，如有兼味则兼入四脏之理。甘为脾之正味，如纯甘之味的甘草则归脾经，而对脾之阴阳皆补，非单补脾阴也，脾与胃相连，一里一表，属土。虽胃为阳明燥金，在消化食物上则燥气主之；在纳水谷上则土气主之，以土为体；

甘草：以燥为用，故甘草亦入而补其体，体阴也，故应为补胃之阴；非补胃之阳。

黄精：味甘而多汁，故以补脾胃之阴为主。

山药：味甘而微涩、非酸也，色白多汁，故补脾胃之阴；汁为肾之液，故补肾阴；涩乃酸收之极味，故入肝，小便闭可疏通之，过利又可止涩之，兼固大便；色白属肺，并补肺阴。因山药有诸兼味与汁液，故补脾之外，兼补肺肝肾也。

白术、苍术：亦然，苍术较白术之气燥烈，故可用来发肌肉之汗而驱湿痹。

黄芪：甘温，故专用于升补诸气之虚陷。

荠苨：味甘多汁，故以补脾胃之阴为主。

莲米：即莲子，得水土之气而生，且味甘而苦涩，能补脾阴而清脾火；本水中之果仁，故可入心清火，入肾涩精止遗。

芡实：味甘而涩，生于水中，故能吸脾胃之气而归肾中秘藏之，为治冲气上逆之良药。

苡仁、茯苓：皆淡渗为用，为利脾湿行水道之要药。

赤石脂、禹余粮：皆为石粉之药，均味甘而粘涩，赤石脂入血分而止血填下焦之空虚，故仲景桃花汤用之为主药！

禹余粮：色白入气分大肠固大便，又可入肾止遗精。至于固大便之力特强，余亲见灾年，贫民视禹余粮为观音米，取之和草根树皮野菜蒸饼充肌，皆得大便燥结难下，其中肠梗阻而死者不少。

龙眼：南方各地多产，嫩时肉白，食之当水果，但难于消化，大便如原质；干后肉紫黑而润泽，是得水火之色而味甘香，甘可补脾，香可醒脾，黑乃水色，故可入肾滋水养肝，紫乃火之极色而汁多，故为入心补血之良药。

使君子仁：味甘气臭烈且多油，蛔虫不当其气，故可驱之；且味甘补脾，故于驱虫之后，对脾胃无伤；因多油，忌食热物以助之，犯之即泻。

牛羊猪：牛属丑土，故补脾；羊属未火，故温肝补心生脾；猪为亥水，故补肾膀胱水而润燥，但三者皆有甘香之气味，故人喜食之，甘香正脾之气味，正以补脾为主而兼他能，或以他脏为主而兼补脾，学者用时宜分别之。

人乳：即人之血液变成，味甘正得水谷之味，为脾所化；色白得肺金之化，为滋阴补血润燥之上品，但人多七情之困扰，郁火必然散入奶中，则又反滋润为燥烈矣，不可不知。

甘松：味甘而香，为补脾、醒脾、疏气、活络之上药。

木香：本辛温，其能理脾者，亦因香气，辛散温通，辛乃肺之味；温乃肝之气，木能疏土，以此而归脾。但此物以进口者佳，所称之“广木香”，皆从广东进口之木香，香气如蜜，故又称“蜜香”，国产者称川木香、云木香，品质皆次，香气少。

至于以五之数入牌，一出于《河图》，《洛书》；二出于《三洞珠囊》云：“五香者，即青木香也，一株五根，一茎三枝；一枝五叶，叶间五节，故名五香，烧之能上彻九天也”。按：《图经》谓木香为“五木香”。今查其生有异，叶象甘草叶之椭图形，茎似藤，高二三尺，数目皆不一定是五。想《珠囊》所云，另是别种。

大枣、梨、荔枝：至于大枣、梨、荔枝等，唐氏论之已明，不必一一详释。总之，味乃经口尝之得来，气乃经鼻嗅之得来，形色乃经眼察之得来，凡味甘者皆入脾，再辨其兼味，兼气，则兼入别脏。气之香者皆入脾、醒脾，理气、辟秽恶，故凡香甜味美之物，食之令人胃汁增加，胃气畅达，消化力强，多进饮食，其理在此。用药主治，其理相通。

16问曰：苦者，火之味也。而味之苦者，均不补火，反能泻火，何也？

答曰：物极则复，阳极阴生，以卦体论，离火之中爻阴也，是离火中含坎水之象。凡药得火味者，亦即中含水性而能降火，此正水火互根之至理。

黄连：味正苦，故正入心经以泻火。

栀子：味苦，象心包，故泻心包络之火。

连翘：亦象心包，而质轻扬，味微苦，则轻清上达，清心与上焦头目之火。

莲子：象心，而莲心又在其中，味又极苦，有似离中阴爻，用以清心中之火，最为相合。

黄芩：味苦，中多虚空有孔道，人身惟三焦是行水气之孔道，主相火。黄芩中空有孔，入三焦而味又苦，故主清相火。

龙胆草、胡黄连：味苦而坚涩，兼水木之性，故皆泻肝胆之木火。惟胆草根多而深细，故泻火并兼降利。胡黄连则守而不走，是宜细别。

大黄：味苦，形大而气烈，故走脾胃，下火更速。

评注

此问论苦味不补火，反能泻火之理。物极则反，阳极生阴，此是天地之至理，万代不变。苦乃火之余味，因物被火烧后，皆发焦苦之气味，实则苦乃火之退气，退气者，能退火之气，故可以入心与血脉泻其火，苦味不补火之理在此，能泻火之理亦在此。火就燥，故凡苦味之药，又有燥湿热之功。至于离卦中阴爻为坎水为阴，此正好说明苦乃火之退气，离退去上下之阳爻，不好只剩下中爻黑苦之阴乎：若以离卦论，则仍是熊熊之烈火。

黄连：之味最苦，正是离中退阳留阴之象，故正能入心补水泻火。

桅子：味苦象心包络，入水则浮于水面，性轻而向上，故入必泻心包络之火。

连翘：性同栀子，故亦清心包头目之火。

莲心：莲子象心，又似离卦中之阴爻，皆入心清火，而莲心味极苦，所以列为清心火之圣药。

黄芩：中空多孔，似肺、大肠、三焦油网中之孔窍，味苦，故皆可入而清其火。

龙胆草：根须多、苦味重，入水色蓝绿而青，故专清肝胆之火。

胡黄：连味苦兼涩，形似枯木，故入肝胆清火杀虫。同时胆草根须多，故引火下行，胡连枯燥，守而不走。

大黄：味苦而气烈，形又大，故入血分清火下行，兼入气分脾胃泻火而下，有斩关夺门之功，故号“将军”。苦味泻火之义，于此阐发其精要矣。

17问曰：泻火之苦药，其色多黄，又何故也？

答曰：黄者土之色，五行之理，成功者退，火之色红而生土之黄色。是黄者，火之退气所生也。故黄苦之药，皆主退火。若苦味而色不黄，则又有兼性矣。故：

花粉：色白味苦而有液，则泻火之功轻，而入胃生津之力重。

元参：色黑味苦而有液，则泻火之功少，而滋肾之功多。

丹皮：色红味苦，则清心火而行血。

青黛：色青味苦，则清肝火而熄风。

总之得火苦味者，皆得水之寒性。通观本草自无不明，吾蜀近医多言苦味者，皆得火之燥性，火证反以为忌，不知苦化燥之说，必其兼燥药。如苍术、干姜与黄连同用则燥，生地、白芍与黄连同用，岂能燥哉？

况人身六气，热与火各不同。热是气分之热，故清热者，以石膏、花粉为主，以其入气分也。火是血分，故泻火者，必以黄连、黄芩为主，以其入血分也。但知用甘寒而废苦寒，则能清热，不能退火。辨药者，当知此理。

评注

此问论泻火之药多味苦色黄，兼论热与火之别。“黄者土之色，五行之理，成功者退”。此正好说明火生土后，火气退灭而变土之黄色，既离卦之火气退，只剩下中含之水也，故苦味之药具水性而能泻火。但药有味苦而色不黄者，如。

花粉：味苦色白有汁，因有兼色与汁，则治又有别，白乃肺之色，故花粉乃清气分之热，有汁又可入肺胃以生津止渴；

元参：色黑味苦多汁，色黑多汁入肾滋液；味苦泻肾火而益肺津。

丹皮：色红味苦，色红入血分行血化瘀；味苦则泻血分之火。

青黛：色青味苦，青色入肝胆；味苦泻肝胆之火而熄内风。

总之，得苦之味者，乃得水之寒性，若苦而不甚之白术、苍术，火就燥，正能燥湿。吾蜀近医所言，有可从，有不可从之别，不能一概罢斥。火就燥，本为真理，凡湿物火可烘烤而干燥。如黄连黄芩皆味苦而质干燥，故既可泻火，又可燥湿，对湿火之病最宜，南方地卑多湿而热，人身一病，湿火兼有，用之最宜，如再兼寒湿者，加苍术干姜，则泻火燥湿温土毕于一役。

且人病往往寒热火湿错杂，故仲景泻心汤法，多寒热火燥药一并用之，分治各证。若黄连本泻火燥湿之灵药，如欲去其燥性，专力泻火，则可伍以生地白芍，以润其燥，用之不但燥性可除，还有泻火滋阴之功效，温病泻血火诸方多用之，可以为例。故唐氏只承认苦味药，泻火一面，而忽视有燥性，非也；蜀近医只强调燥性，而忽视主要是泻火，更非也，要去其非，合其是，则全面矣。

人身六气来源于天之六气，热与火不同，热为天气；火为地气，既在血分为火，在气分为热，但热为火之渐；火为热之极，两者分之；热在气分属肺胃，火在血分属心肝，两者合之，亦可同见于肺胃心肝，因肺胃有血管为心所主；心肝血中含气为肺所主，推之脾肾亦然。但热以气分为主；火以血分为主，又是理之必然。

如气分之热，则用生石膏、花粉之色白者，引入肺胃而清之，血分之火，则用黄连、黄芩之色黄者，由胃入心肝以泻之。是气分、是血分、该清热、该泻火，临证必须要辨清楚，用药才不致出差错，达到效如桴鼓，立起沉疴的目的。

18问曰：得苦之火味者，皆得水之寒性，能清火矣，何以艾叶、补骨脂、巴戟、远志，其味皆苦，而皆能补火，何哉？

答曰：苦之极者，反得水之性。若微苦者，则犹存火之本性，故能补火。且微苦之中必带辛温，不纯苦也。

艾叶：味苦而气温，其茸又能发火，是以能温肝补火。

补骨脂、巴戟天：苦兼辛温，故纸色黑而子坚，则温肾。巴戟色紫而根实，则温肝。

远志：形极细，故入心，味带苦，亦入心，然兼辛温，故补心火。

盖有间味者即有间气，不得以纯于苦者论矣！

评注

此问论药如味苦兼辛者，即有间味，必有间气，不得纯以苦泻火立论。“苦之极者，反得水之性；若微苦者，则犹存火之本性，故能补火”。此一定之理与实事也，因物极才反；如不极，则正得其本气也。

艾叶：乃微苦，得三月清温之气生，至老时味辛微苦；嫩时味甘气香性平，嫩艾可采而洗净捣泥，和以麦面，调入白糖，蒸成艾粑，食之香甜可口，健胃消食。

老艾：得木气之全，味苦辛气温而香，捣成艾茸，可以发火，为针灸通经络，祛寒痹之妙药，入煎剂又为温肝行血补火止血之良药。

补骨脂：辛苦大温，色黑子坚似肾，能入肾大温肾阳。

巴戟天：甘辛微苦微温，黑中带紫，根实，温肾兼肝，强阴益精，散风气，治风湿脚气水肿。

远志：根极细，味苦辛涩气温，故入肾强志；入心补火祛痰。以上诸药，皆有间味，以气为主，参以色形质与味，故治又各别。而16问论连翘，味微苦，因无兼味，且气寒，故仍以气为主，味为参，所以是泻上焦火热之药，与此论并无矛盾，宜细玩。

19问曰：辛者，金之味也，金性主收，今考辛味之药，皆主散而不主收，其故何也？

答曰：凡药气味有体有用，相反而实相成，故得金之味者，皆得木之气，木气上达，所以辛味不主收而主散，木之气温，能去寒，木之气散，能去闭。

薄荷：辛而质轻，气极轻扬，轻则气浮而走皮毛，以散风寒，扬则气升而上头目，去风寒。

辛夷花：在树梢，其性极升，而味辛气散，故能散脑与鼻间之风寒。

荆芥：性似薄荷，故能散皮毛，而质味比薄荷略沉，故能入血分，散肌肉。

羌活、独活：根极深长，得黄泉之水气，而上升生苗，象人身太阳经，秉水中之阳以发于经脉也，味辛气烈，故入太阳经，散头顶之风寒。独活尤有黑色，故兼入少阴以达太阳，能散背脊之风寒。

细辛：形细色黑，故入少阴经，味大辛能温散少阴经之风寒，少阴为寒水之脏，寒则水气上泛，细辛散少阴之寒，故能逐水饮。

防风：辛而味甘，故入脾，散肌肉之风寒。

苏叶：色紫入血分，味辛气香能散血分之风寒。

苏枝：四达，则散四肢。

苏梗：中空有白膜，则散腹中之气。

苏子：坚实，则下行而降肺气以行痰。

同一辛味，而有根、枝、子、叶之不同，总视其轻重升降之性，以别其治也。

桂枝：能散四肢色味同于苏枝，而桂枝较坚实，故桂枝兼能走筋骨。苏枝则但能走肌肉耳。

肉桂：比枝味更厚，气更凝聚，乃木性之极致，大辛则大温，能益心火为以木生火之专药。其实是温肝之品，肝为心之母，虚则补其母也。心肝皆司血分，故肉桂又为温血之要药。

仲景肾气丸用之，是接引心肝之火，使归于肾，亦因有附子、熟地、茯苓，使肉桂之性从之入肾，乃善用肉桂之妙，非桂自能入肾也。肉桂、桂枝同是一物，而用不同，是又在分别其厚薄，以为升降。夫得辛味者，皆具木之温性。桂正是木，而恰得温性，故为温肝正药。

吴茱萸、小茴香：皆得辛温木之气，台乌是草根，自归下焦。小茴香是草子，凡子之性皆主下降，故二药皆能温下焦胞宫与膀胱。吴萸辛而带苦，子性又主下降，故主降水饮行滞气。

故纸、韭子：皆色黑而温，黑为肾水之色，子又主沉降，故二物皆能温肾。

附子：生于根下，与枝叶皮核不同，故不入中上焦，其色纯黑而味辛烈，秉坎中一阳之气所生，单从下焦扶补阳气，极阳极阴皆有毒。附子之烈，正以其纯是坎阳之性，可以大毒。

附子与肉桂之性不同，肉桂是补火，秉于地二之火气者也；附子是助热，热生于水中，是得天水之阳。故附子纯入气分以助阳，为肾与膀胱之药，火锻则无毒，水中之阳毒遇火则散，亦阴阳相引之义。今用盐腌以去毒，使附子之性不全，非法也。

凡温药，皆秉木气，惟附子是秉水中之阳，为温肾达阳之正药。盖秉木火者，为得地二之火，秉水中之阳，是得天一之阳。

评注

此问论辛乃金之味，应主收，而辛味之药，不但不主收；反主散之理。盖金为秋令，故金性主收。但药之生本于气，药之成本于味，木得金收之气而成器，既成为“栋梁之材”，此处借用成为药之味，故凡秉木性之药味多辛，从金之化，以成器也。此正五行相反相成之理。既成器，而木之本性不变，木还是木，木乃春和之气，故主温，木主枝叶条达，四散披离，所以辛味之药主升主散，皆其秉性如此。

薄荷：味辛而质轻，气极轻扬而凉散，轻则浮散而走皮毛；扬则气升而上头目，少用则性凉；多用则性温，实验之：取鲜薄荷时少许擦皮肤，顿觉凉快清爽；多用则反凉为烧，甚至可将皮肤烧后脱落。故治温病，少用之取其辛凉之性，入肺达皮毛以发肝解表；治伤寒伤风，则须多用，方能温散其皮毛及颠顶之风寒。

辛夷花：又名迎春花、木笔花，花开在树梢，此树如生长在众树之中，必长来高过众树，如鹤立鸡群，故其性极升，而味辛气散性温，能温解颠顶脑至鼻间之风寒，如因伤风感寒而流鼻涕不止者，用之神效。

荆芥：性似薄荷而其色略红，质又比薄荷略重，故兼入血分，散肌肉及皮毛之风寒。

羌活、独活：根极深长，得地下黄泉之水而上生苗叶，以其形论，象人身太阳经脉，味辛气烈，乃秉水中之阳，以上生苗叶，故能入太阳经以散颠顶及周身之风寒；独活尤带黑色，故兼入少阴以达太阳，散脊背之风寒有专功，且性偏于下，治下半身不出汗，有奇效。

细辛：形细色黑，故入少阴经；味大辛，故能温散少阴经之风寒，少阴为寒水之脏，风寒入则火气上泛，唐氏谓“水气上泛”非也，何则？因仲景麻黄附子细辛汤用之以治“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者”，反发热即是火气上泛之证明，用之达到温里散寒、引火归原之目的。其能逐水饮者，乃辛主通之；温主散之，故能温肾达膀胱以逐出之。

防风：味辛兼甘，甘入脾主肌肉，故能散肌肉之风寒。

苏叶：色紫入血分；味辛气香而烈，故能散血分之风寒，时方香苏散用以治肝气不舒而感冒风寒者，覆杯汗出则愈；

苏枝：旁行四达，则散四肢之风寒；

苏梗：中空有白膜似三焦，则散腹中与三焦之滞气；

苏子：坚实，则其性下行，降肺气以行痰。

总之，虽同一药物与性味，因根茎枝叶子之不同，视其轻重形状，以定升降散达之性能，而别其治也。

桂枝：桂枝与苏枝，皆能散四肢之风寒血痹，因桂枝较坚实，故能兼走筋骨；苏枝则但走肌肉耳。

肉桂：比桂枝之味更厚，气更凝聚，乃金收木性之极至，大辛大温，能益心火，为木生火之专药，其实是温肝血之要药，肝乃心之母，虚则补其母之义，心肝皆血分，故肉桂为温通血脉之神品。仲景肾气丸用之，是引心肝之火经血脉下交于肾，故有泽泻熟地茯苓监制之使肉桂之性，从血到水以入肾，乃善用入肉桂之妙，非肉桂自能入肾也；仲景治少阴病，温化肾阳，只用附子，从不用肉桂，嫌肉桂有走散之性，故弃之，对勘之，则视药用药之理法益明。按：关于肉桂、桂枝之解还有遗珠之憾，可与本书8问评注互参，可以大致得全。

吴萸、小茴香：皆得辛温木之气，吴萸乃木之子，辛中带苦，子性主下降，故主温肝降水饮行滞气；小茴是草子，草形散乱，子性下降，故主入奇经，温通输卵管、输精管、胞室、丹田、膀胱之气化。台乌药是草根，自归下焦，温散胞宫膀胱之寒凝气滞。

补骨脂、韭子：皆色黑而味辛气温，黑为水之正色，子又主沉降，故二物皆能温肾壮阳。附子生于根下，性与枝叶皮核不同，故不入中上焦，只归下焦；子核虽能归肾，但必经上中焦降下归之；根及根下生者，则直归下焦而再上达，以此为别。

附子：之色又纯黑，而味辛烈，秉坎中一阳之气所生，直入下焦，扶阳补气。极阳、极阴皆有毒，附子刚烈，正以其纯是坎阳之性，所以大毒。附子与肉桂之性迥别：秉地二之火而生者肉桂，故入心肝血分补火；秉天一之阳气而生附子，故入下焦肾水中以补阳。附子火炮则无毒，因天一水中之阴毒，遇火则散发，即阴火遇阳火引之则去之义，今用盐腌以去毒，即将毒吸入盐中，盐遇火则燃，亦以火引火之义，但盐作用之力持缓，往往吸毒不净，故非正法也，中附子毒者，迄今无法可解，很快呼吸麻痹而死，望今之制药者，舍去盐腌之法，还是炮附子好。总之，附子是秉水中之阳以生，为温肾补阳，引火归元之无上妙药。阳与火迥别，切不可混同，学者宜特别留意焉。

20问曰：木之性散，何以味反酸而主收哉？

答曰：此亦相反相成，金木交合之理，得木之味者，皆得金之性，所以酸味皆主收敛。

五味子：主咳逆上气，盖气出于脐下胞室气海之中，循冲脉而上入肺，胞室乃肝所司。或肝寒则胞宫冲脉之气，挟水饮而上冲于肺，以为咳喘；或肝热则胞宫冲脉之气挟本火而上冲于肺，以为咳喘。五味酸敛肝木，使木气戢而不逆上，则水火二者皆免冲上为病，是酸味入肝，而得金收之性，故有是效。

五倍子：亦微酸而质润，囊大而空，有肺中空虚之象，生于叶间，其性轻浮，故功专敛肺生津。五味子是敛肝以敛肺，以其性味更沉也。五倍子则专主敛肺，以其性味略浮也。

罂粟壳：亦敛肺，能止咳止泻利，以其酸味不甚，其囊中空有格，象肺与膜膈，故其收涩之性，不遍于入肝，而能入肺以收敛逆气，收止泻利也。

白芍：为春花之殿，而根微酸，故主能敛肝木，降火行血。

山茱萸：酸而质润，故专入肝滋养阴血。

乌梅：极酸，能敛肝木，能化蛔虫，能去胬肉，皆是以木克土、以酸收之之义。

山楂：观山楂之酸能化肉积，则知乌梅之酸能化蛔虫胬肉，其理一也。

评注

此问论木性散味应酸，何故酸反成为金收之性之理。盖酸乃木之味，五行之理，相反相成，故木之味，正是金之性。金气主收，所以酸味成了金收之性。如五味子，乃酸甘辛苦成五味俱全得名，但以酸味居多，酸主收敛，正合肺金之性。咳逆上气，本为肾气循肝木上冲于肺，肝寒，则为水饮上冲；肝热，则为木火刑金上冲。

五味子：味酸入肝与肺，收敛冲逆之气下行；其形似肾而多汁，故又可补肾肝以纳气归根。且生青熟紫黑，又为入心敛心火下行入肾，时方都气丸，治盗汗遗精，即六味地黄丸加五味子也。唐氏之解，偏重敛肝，且引出胞室气海冲脉之繁琐，实则一肾可以包括之。五味子皮肉酸甘；仁辛苦；通体带咸，用时宜捣碎，则其中之辛可济酸，不致酸收过甚，将痰火收敛入肺不得出，成为痨疾。为了预防此弊端出现，故仲景小青龙等汤，治外感痰喘，五味子必须与干姜，细辛同用，一开一合，使之相济成功。如能捣碎用之，可以不用干姜，细辛也行！

五倍子：本为五倍虫即蚜虫刺伤盐肤木树而生之虫囊，味酸性平，囊壳性浮，故能入肺敛逆气止咳；入肝敛肝气而止血；囊空似大肠，胞宫，故又能收脱肛与子宫脱出。

罂粟壳：药房名“米壳”，其囊中空有格，象肺与膈膜及大肠，味微酸气平，故皆能入而敛之，使气逆咳嗽，滑泻脱肛，均可治之，归于和平。

白芍：为春花之殿，殿者，末后之义，根苦微酸，故能敛汗行血降火，使之下行归根，肝主疏泄，故又为治阴虚小便不利之圣药。

山茱萸：酸而有汁，得木气最厚，入肾滋水，入肝养血，最能敛肝气之虚脱，性温，酸敛之中，最能条达肝气。《本经》谓“主寒热”，如肝虚之寒热，用之可除。乙癸同源，人之元气由肝而上达，病危时，则元气将脱，证现上逆而喘，痰鸣如锯，汗出如珠，可用山茱补敛肝气之疏泄，以止元气之上脱，其效若神。《本经》又谓“逐寒湿痹”，是取木可条畅疏散之义，用之亦有特效。用时须去净核，其核服之，使小便癃闭不通，易成尿毒症。近有邪说谓其核可用，真无稽之谈，无实验而害人之呓语，医门最怕胡说八道，学者留心，切莫上当受骗。

乌梅：极酸，能敛肝木，酸收之性，能化蛔虫，即酸缩消化之力，能去努肉，即消化坚硬之力，蛔虫努肉皆肉形，属脾土，在五行木能克土之义。

山楂：山楂之酸可化肉积，与乌梅化蛔虫努肉之理相同，同属于木克土、酸收酸化之理。

21问曰：凡酸味皆能生津，此又何说？

答曰：津生于肾而散于肝，木能泄水，子发母气也。酸味引动肝气，故津散出。

评注

此问论酸味生津之理。肾主五液：入心为汗；入肝为泪；入肺为涕；入脾为津；自入为唾。则津，即涎，应生于脾，非肾也，但为肾所主管，供应原材料水之场所。酸味生津之理，应为木气疏土，使土津泛溢，同时酸木吸肾水交脾土而溢于口中，因脾脉系舌本散舌下，达金津、玉液二穴。时方梅苏丸取此义而制成，功能：清热解暑、生津止渴，用之颇有效验。

22问曰：酸主收敛，而酸之极者又能发吐，何也？

答曰：辛主升散，而辛之极者，则主温降；酸主收敛，而酸之极者，则主涌吐。物上极则反下，物下极则反上也。观仲景大小柴胡汤治肝火之吐逆，吴茱萸汤治肝寒之吐逆，知凡吐者，必挟肝木上达之气，乃能发吐。则知导之使吐，亦必引其肝气上行乃能吐也。

二矾：极酸，变为涩味，酸则收而引津，涩则遏而不流。肝气过急，反而上逆，故发吐也。且胆矾生铜中，有酸木之味，而正得铜中金收之性，金性缓则能平木气而下行，金性急则能遏木气而上吐，金木常变之理可以细参。

故吾曰：得木之味者，皆得金之性，阴阳互换，惟土之性不换，辨味辨药当详究之。

评注

此问论酸之极主涌吐之理。物极则反，是经过亿万次实验而得出的普遍真理。如胃中酸汁过多，往往吐出，而酸是木之味，木能疏土，其性是主消化食物而下行为顺的，今反上逆而吐出，过多也，物极则反也。酸为木味；温为木气，味为阴，以下行为顺；气为阳，以上行为顺，所以肝气以上行为顺，木主条达也；肝味以下行为顺，木能疏土，助消化也。此处唐氏理路未清，阴阳未判，造成在论中气味搅混，莫衷一是。

《内经》曰：“酸苦涌泄为阴”。故欲引吐，必须酸苦二味合化，如仲景瓜蒂散，用赤小豆之酸与甜瓜蒂之苦，合之为散引吐，可以为证。其义乃酸属木，木克土，使胃气逆；苦属心，火性急，急则心烦，合之则心烦乱兼胃气逆，故能吐出之。至于仲景治吐，如大小柴胡汤，皆用半夏降胃气，黄芩治肝火，生姜通神明以安心气，吴茱萸汤，用吴茱萸温肝降浊，人参大枣补土御木。

则知吐者寒热皆有，肝寒则浊气不降，犯胃气上逆而吐；肝热则肝气过升挟胃气上逆而吐。但气为阳，而阳中亦分阴阳，阴气以上行为顺；阳气则以下行为顺。故黄坤载有“肝脾宜升；胆胃宜降”之说，颇合经旨与实际。既肝脾之阴气宜升；胆胃之阳气宜降。故知欲引吐者，必使肝气上行之力加急，撞心击胃，则心烦胃气逆行而吐出之。

二矾：指白矾、胆矾而言，皆由极酸而变为涩味，酸入肝，使肝气收敛过急而突然暴发，撞心克胃土，顿时胃气变下行而上逆，故发吐也。白矾生铝矾土中为硫酸铝；胆矾生铜矿中为硫酸铜，皆结晶体，同为金之性；酸木之味，故金克木；酸收木气。则木气被收与克均太急，肝为将军之官，哪能受这种恶狼气，物极则反，突然暴发，撞心击胃，木克土，胃气上逆则吐之。

唐氏以金缓，金急立论，欲明反晦。总之，五行中，得木之味者，反得金之性；得金之味者，反得木之性；得火之味者，反得水之性，得水之味者，反得火之性。此相反相成之理。惟土例外，土主中央，运四旁，万物皆土生、土化，土载，甘为土之味，土之性，性味不变，甘味入脾补土，且缓四脏之急，又为四脏之总后勤部，故甘味补土之性不换，换则乱了套了，其理在此。

23问曰：如上所论以求之，则咸得水味，当得火之性矣。何以旋复花咸而润降痰火，泽泻咸而润利湿热，昆布、海藻咸而清肝火，芒硝、寒水石咸而泻脾火，皆得咸之味，具水之本性，未尝反得火性也？

答曰：味之平者，不离其本性，味之极者，必变其本性。譬如，微苦者有温心火之药，而大苦则反寒，故微咸者，皆秉寒水之气，而大咸则变热。离中有阴，坎中有阳，皆属一定之理。

旋复花：今所问旋复花，味微咸，花黄色，滴露而生，得金之气多，得水之气少，故润利肺金，不得作纯咸论也。

昆布、海藻：生于水中，味微咸而具草之质，是秉水木二气之物，故能清火润肝木。

寒水石：得石之性多，味虽咸而不甚，且此石之山即能生水，流而为泉，是此石纯具水性，故能清热。

芒硝：咸味虽重，而未至于极，故犹是寒水（冰）之性，能大下其火，尚属咸水之本性，而非咸极变化之性也。

火硝：若乎火硝，则咸味更甚，反而为火之性，故能焚烧，是水中之火也。

食盐：太多，立时发渴，亦是走血生热之一验。

盐精：西洋人炼盐名曰盐精，又炼碱（咸）名曰碱（硷）精，二物贮于一处，中间隔以玻璃，但将玻璃触破，则暴发为火。西洋作水雷，其法如此。夫盐精能发火，则知盐味之咸，内有火热之性。

然水中之火乃命门之火也，微咸者，则能引火下行，以上诸药是已。大咸者，则能助火升发，火硝盐精是已。蜀中养雄猪者，必饲以盐，乃能多御牝豕，亦即助发命门之火，以助其阳之验。

肉苁蓉：药中肉苁蓉，初为马精滴地所生，后乃传苗，又象人阴，且味咸入肾，故温肾（润）而强阴，以其助肾中之阳，而能益命火也。

秋石：至于煎作秋石以为滋阴，能治阴痿，而不知其味大咸，只能助发命门之火以举其阳茎（经），与雄猪饲盐无异。是壮其阳非能滋其阴也，故服秋石者往往阴枯而成瘵疾，皆未知大咸助火之义也。虽童便本能滋阴，而煎作秋石则煅炼已甚，不得仍作童便之性论。盖得水之味具火之性，亦只完其坎中有阳之义而已。

评注

此问论药物味咸之极属火性；咸而平仍属水性之理。五行之五味，皆平则属本行之味不变；味极则变为相反之性，此乃味不变而性变了。以变论之，火变为水性；水变为火性；木变为金性；金变为木性，皆味不变而性变了。以不变论之，五行中只土性不变，土居中央运四旁，其味甘，其性缓，缓则迟缓，其性不变，因达不到“物极”的程度。土之性不变，但味可以变，除淡味属于脾土外，如糖精，其味苦，苦为火，但冲以适量水后，则变苦为甜。成了母子相生之证明。其他四行是物极必反之变，是性之变，非味之变；苦甘之变，是味之变，非性之变，以此为别。唐氏未言，余补论之，以求完美也。微苦，乃火之平味，本性不变，则为温性药，如补心火之远志微苦；温脾之白术微苦。

若大苦则大寒，如黄连、黄芩之类是也。此理推求，可知微咸是水之本性；大咸则变为火性，离属火，火中含水；坎属水，水中含火，微则不变，各具水火之本性，极则，火中退去火后，只留下水，故变为寒；水中退去水后，只留下火，故变为热，此一定不移之真理。

旋覆花：味微咸，花黄色，咸乃水味，色黄属土，滴露而生，秋金生露，滴露入土，得秋收之性，故其花得金气多；得水气少，故主润利肺金、行痰、降逆气、定喘，不专以微咸清火立论。

泽泻：生水泽之地，得水之气多，故味咸，药用其根，根在水中，不为水困，性可清利湿热，导之由小便出。

昆布、海藻：生于海水中，故味咸，而本身是草之质，故二物皆秉水木之气而生成其性，以木入水；水又可清火，性能清火润肝木。

寒水石：乃盐碱之地所生，其硬如石，秉金石之性能，味微咸兼辛，生此石之山，即能生水，流而为泉，证明金水相生之理，性能清热解肌，功与生石膏相近。

芒硝：咸味较重，但未至于极，且咸而兼苦，与西药硫苦相近，为寒水之平性，是心经之对宫药，以水克火，故能大泻其火。

火硝：则咸更甚于芒硝，咸中兼辛苦，咸极则变为火之性也，故能焚烧，又称焰硝，借成辛苦之力而消化铁石。《本经》名“硝石”，谓“能化七十二种石”，是水中之火，才能有此熔化软坚能力；芒硝也能软坚，但力不及火硝也。

食盐：太多立时发渴，是水极变火，而进入血中生火之应验，必须引水自救；用淡盐汤，清晨空服一杯，可洗涤胃肠之积垢，以清邪火，能达百日，陈垢全去，气清血和，百病不生，此可证明，水能涤垢清火，治疗百病之神功。同是食盐，用法不同，功效悬殊。

碱精：至于唐氏解盐精、碱精制成水雷之说不确。就清朝末年论，西人制水雷，亦用棉花火药，即硝酸甘油而制成，导火线是用电流火花而触发，但火药中有咸苦辛味是真。盐投入火中，立即爆发生火；遇潮湿即化为水，证明盐之咸味，正坎卦中有火热之性，正命门之相火也。

总之，微咸乃水之平气，能清火，能引火下行，以上诸药及淡盐汤皆可为证；大咸乃水极变火，能补火、能助火升发，火硝及食盐多皆可为证。不单是蜀中，全国养猪者皆知，欲使雌雄猪发情，多饲以盐，以助命门之火，而兴阳道阴道，不但雄猪能多交媾母猪；母猪亦发情求合，亦可证明食盐多能发火之义。

肉苁蓉：今为寄生植物，多生于桦树根上，形似阴茎，褐色披鳞片，传为马精滴地所生，无法考证，语出陶宏景《名医别录》，以生肉苁蓉处多野马，乃附会为马精落地所生，此语一出，后之医者，皆以讹传讹。苁蓉味咸性温，且似阴茎而多油润，故入肾温阳润阴，强阴助阳，同时可温润大肠，治老人虚秘，大便燥结。

秋石：以童便经火煎成秋石，俗医多认为能滋阴降火，而不知小便经火熬干成石，其味大咸，只能助命之火发动，以举阴茎，毫无滋阴清火之力，此正同饲猪以盐发情一样。故服秋石之人，往往火发阴枯而成痨瘵。然服童便实可滋阴降火，因咸味不甚，犹是水之性；秋石经火熬炼而成，从童便中退去坎水，只留下地二之火，成了火性，此火之性是从坎水中来，故入命门兴阳道最速。

24问曰：寒热温平药性已尽，上所分五行五脏，已详寒热温平之性，可不再赘矣。而药之分上下表里者，又有升降浮沉之别，可得闻欤？

答曰：此本于天地之阴阳也。本于阳者以气为主，而上行外达，故升而气浮，能走上焦以发表，本于阴者，以味为主，而内行下达，故降而气沉，能行里达下焦。气本于天，味成于地。《内经》谓“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本天亲上，本地亲下，而升降浮沉之理见矣。

评注

此问论药性中升降浮沉之理。理出于天地阴阳，唐氏答词已详。所引《内经》之文出《素问·六节脏象论》。

五气指：臊气入肝，焦气入心，香气入脾，腥气入肺，腐气入肾，

五味指：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味入脾，辛味入肺，咸味入肾。

上可归于升，下可归于降；

表可归于浮；里可归于沉。

升浮属天阳主气，故药之气厚者，主升浮表散；

沉降属地阴主味，故药之味厚者，主沉里降下。

总之，气主于天；味主于地。不过还应排列组合论之：有气厚味薄者，味厚气薄者；气味具厚者！气味具薄者等等，则各以其偏重而论治，读下问即可明白。

25问曰：薄荷、辛夷、麻黄、桂枝、生姜、葱白、羌活、独活、葛根、柴胡、白头翁、升麻、紫苏、荆芥、白芷、炉甘石、海石、菊花、连翘、银花、苍耳子、青蒿、蔓荆子，皆升浮之品，而其用各异，何也？

答曰：是气分药，而又视形味以细别之。

薄荷、辛夷：同一辛味，气皆轻清而形各异。薄荷细草丛生，不只一茎，故能四散，又能升散颠顶，以其气之轻扬也。辛夷生在树梢，而花朵尖锐向上，味辛气扬，故专主上达，能散脑与鼻孔之风寒。

麻黄：虽一茎直上，而其草丛生，与薄荷丛生之义同，故能上升又能外散。

薄荷：得天气之轻扬，而其味辛，是兼得地之味，故兼能入血分。

麻黄则茎空直达而上，且无大味，纯得天轻扬之气，故专主气分从阴出阳，透达周身上下之皮毛。桂枝与麻黄，同一升散之品，然气味各有不同，枝性四达，气亦轻扬。因桂兼有辛味，则得地之味矣，故兼入血分，能散血脉肌肉中之风寒。观仲景麻黄汤发皮毛，桂枝汤解肌肉，便知血分气分之辨。

生姜：其气升散，而又能降气止呕者，因其味较胜，且系土中之根，是秉地火之味而归于根，故能降气止呕。虽能升散而与麻桂之纯升者不同，故小柴胡、二陈汤皆用之以止呕。

葱白：之根亦生土内，然叶空茎直，气胜于味，引土下黄泉之气以上达苗叶，故功专主升散，能通肺窍。仲景白通汤，用以通阳气于上，则取以土下黄泉之气，以上达苗叶，为能通太阳水中之阳，而交于颠顶也。

羌活、独活、葛根：皆根深，能以地中水气上达于苗叶，其苗又极长，象人身太阳经从膀胱水中达阳气于经脉，以卫周身，故二物均入太阳经。羌、独气味更辛烈，故发散而能伤血。葛根气味较平，故发散之性轻而不伤血，根深能引水气上达苗叶，故兼能升津液也。

柴胡、白头翁：皆一茎直上，花皆清香，故皆能升散郁结。白头翁所以治下痢后重者，升散郁结故也。柴胡治胸前逆满，太阳之气陷于胸中，不得外达以致胸满。柴胡能透达之，亦升散郁结之义也。

而二物之不同者，白头翁无风独摇，有风不动，色白有毛，凡毛皆得风气，又采于秋月，得金木交合之气，故能息风。从肺金以达风木之气，使木不侮土者也，故功在升举后重而止痢疾。柴胡色青，一茎直上，生于春而采于夏，得水木之气味，从中土以达木火之气，使不侮肺者也，故功能透胸前之结。

夫仲景用柴胡以治少阳，其义尤精，少阳者水中之阳，发于三焦以行腠理，寄居胆中以化水谷，必三焦之膜网通畅，肝胆之木火清和，而水中之阳乃能由内达外。柴胡茎中虚松，有白瓤通气，象人身三焦之膜网，膜网有纹理，与肌肤筋骨相凑，故名腠理。少阳木火郁于腠理而不达者，则作寒热，柴胡能达之，以其中松虚象腠理，能达阳气，且味清苦，能清三焦之火。

然则柴胡治胆者，用其苦也。治三焦者，用其茎中虚松直上也。治太阳者，则是通三焦之路，以达其气，乃借治非正治也。又柴胡须用一茎直上，色青叶四面生如竹叶而细开小黄花者，乃为真柴胡，是仲景所用者，近有草根，辛温发表，绝非柴胡本性。断不可用。四川梓潼产柴胡，价极贱，天下不通用，只缘药书有软柴胡、红柴胡、银柴胡诸说，以伪乱真，失仲景之药性，可惜！可惜！

升麻：味甘能升脾胃之气，其所以能升之理，则因根中有孔道，引水气上达于苗，故性主升。然无四散之性，以其为根专主升，不似柴胡系苗叶，故有散性也。

紫苏：略同荆芥，色红，能散血分，枝披叶离，故主散之性多，而主升之性少。

白芷：辛香，色白入肺与阳明经，根性又主升，故能升散肺与阳明之风寒。此又金水异质，各归其类之象，所以性皆升散而主治不同也。

独活：观独活色黑，入太阳，少阴；

银花、连翘、甘菊：味清而质轻，故能升清气，清上焦头目之热。然无辛散之气，故不主散。

青蒿、苍耳：皆不辛散，而能主散者，则又以其形气论也。青蒿枝叶四散，而味苦，故能散火。苍耳质轻有芒，则能散风。凡有芒角与毛，皆感风气，故主散风。

蔓荆子：气烈，而质亦轻，故主散头目之风。

炉甘石、海石：质皆轻浮，然究系石体乃沉中之浮也，故不能达巅，而只能散肺胃痰火之结。

辨药之浮沉以治病之浮沉，而表里升降之义无不明矣。

评注

此问论升降浮沉药之形味色质不同，性亦各别之理。唐氏之解，可谓细详，但仍有遗珠之憾，经言：“书不尽言，言不尽义”，是永远颠不破的真理。

薄荷、辛夷：皆味辛，气皆轻清，而薄荷少用则辛凉，多用则辛温，此理余在19问评注中已详，兹不赘；辛夷味辛气温，而与薄荷之形有异，薄荷细草，丛生多茎而茂密，故即能四散，又能升散巅顶，以其气之清凉芳香走窜故也；辛夷生在树梢，高于众木，花尖向上，味辛性温气烈，故专主上达，散脑与鼻孔之风寒，专治鼻渊。

麻黄：分木本与草本两个品种，然皆一茎直上而丛生，与薄荷丛生之义相同，故能上升，又能旁行发散。

薄荷：而薄荷既得天气之轻扬升散，味辛是得地气之味，故兼入血分解肌，其茎空，发散上升之力特强，麻黄味淡茎空，直达而上，纯得天赋清扬之气，且产于北地，生麻黄之地，冬不积雪，破阴还阳之性最雄，专入气分，从阴达阳，透达周身上下皮毛汗孔，为伤寒发汗之专药。

桂枝与麻黄，同一升散之品，因气味形质各异，桂枝达四肢，气亦轻扬，而其枝坚实不空，且辛味重，是得地火之味多矣，产于南方，故兼入血分，能祛散血脉肌肉筋骨中之风寒，仲景用麻黄汤解皮毛之风寒；用桂枝汤解肌肉之风寒，则知一入气分；一入血分之分辨。

生姜：是用当年之嫩姜种入地中所得，故其气升散，又能降气止呕，因其味较胜，又用秉地火所成之根，使气从上入土以归根，味胜又主降，所以能降胃气止呕吐，虽能升散，乃降逆止呕之余气所作，而与麻桂之纯于升者不同。但桂枝也能降，参8问评自明。小柴胡汤、二陈汤皆用生姜协助半夏止呕吐，其理在此。

葱白：葱白之根生土内，其叶空茎直，观切葱者多流眼泪，气胜于味可知也，根须引地下黄泉之气，以上达苗叶，故功专主升散，葱管象鼻孔，能通肺窍以解表，用之以发散风寒，则用全葱较单用葱白为佳。仲景白通汤用之，从肾中通阳气于上，能通少阴、太阳水中之阳上交于巅顶，非如唐氏之说，只通太阳也。

羌活、独活、葛根：皆根深，能引地中水气上达苗叶，其苗之藤蔓极长，象人身太阳经脉，故此药服后，能从膀胱水中，升达阳气于经脉，以卫周身，故三物皆入太阳经。羌、独气味更辛烈，故发散之力雄强，而能伤血劫阴，葛根气味较平和，而色白，故发散之性平缓，而不伤血劫阴。因汗为心液，故汗多则伤血劫阴。葛根色白，能入阳明经脉，又为治阳明伤寒解肌发汗之主药，根深能引土中水气，上达苗叶，故又能升津液，以润经脉而治口渴，仲景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用之，以治刚痉，柔痉。

柴胡、白头翁：皆一茎直上，柴胡花黄五瓣；白头翁花之上下多白毛长数分，极象白发老翁故名，皆清香而气轻扬，其性能升散郁结之理，唐氏论之颇透彻而精详，兹不复赘。至于谈到白头翁无风独摇，有风不动，未详其理。因白头翁之叶柄特长，从根到茎上，陆续抽出，柄蒂软而柔韧，其茎又坚硬如木，在微风中叶既来回摇摆，故曰无风独摇，在大风中，叶即吹来偏于一边，无回荡之力，茎坚而不动，故曰有风不动。

唐氏对柴胡之解，可谓详尽明透精确，颇合仲景用药之义。但仍有遗蕴，柴胡不但治少阳，且能治厥阴之郁结而寒热往来，在肝肾阴亏液乏者，绝对禁用，因其过升，易引动肝胆之火，骤然爆发，升高血压，甚至脑溢血而类中风。叶天士谓“柴胡劫肝阴”，一生不敢用柴胡，需用时以青蒿代之，其理在此。《本经》谓柴胡主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此本木能疏土，故有斯效。

可见柴胡不但为肝胆中药，亦为肠胃中助消化之药也。按：柴胡本用茎叶，可是近世药房中所售之柴胡是另一种药物之根须代替，极似羌独根须，服后心烦大汗淋漓而身热不解，大失仲景用柴胡之本义。故用斯药者应亲到药房查检，发现是根须，切不可用。此弊流传迄今，不知积了多少年头，叶天士怕用柴胡，可能也是这种根须所致。

余不得已，该用柴胡时效法叶天士用青蒿或茵陈代之，发现用茵陈又优于青蒿。忆余初学医不久，少年时在校被同学们逼得疏方治病，所用柴胡系茎叶之潼柴胡，服后效果与仲景所论一样，大大增加了我行医的信心，后读叶氏书言“柴胡劫肝阴”，初为之愕然，认为是胡说八道。

青年时离开四川行医，同样的病，同样的药方，服后不但没治好病，而且反应很大，将药渣倒出查点，发现投有君药柴胡，而多了黑褐色的根须，与病家一起拿到药店质问，一位老药工说，我抓了几十年的药，柴胡就是这个，没有错。后又问了几家药店，回答皆如此。又请教了几位老中医，皆作如是答。恍悟叶天士说的柴胡劫肝阴是指这种柴胡说的，如果是这样，叶氏之话是完全正确昀。唐氏所论的四川梓潼柴胡，是正宗柴胡，是仲景方所用的柴胡，无劫肝阴之弊端，可惜全国不通用。

升麻：味甘微辛微苦微寒，能入肺脾胃大小肠以升气，以其用根，所以无旁散之力，不似柴用茎叶，故有散性。其能升之理，升麻根中多孔道，入土引天一之水气上升于苗叶快速，故其性主升。

紫苏：性近荆芥，色紫红，故能入血散血，枝叶繁茂，披离四散，故主散之性多，主升之力少。

白芷：辛香色白，入肺与阳明经，根性主升，能升散肺与阳明经风寒，而愈头面之疾，杨吉老都梁丸单独用之，治阳明头痛如神，并能消散关节积水。

银花、连翘、甘菊：清香质轻，故能清上焦头目之郁热，其味微辛，其气香浓，多用重用，亦能发汗，其发汗之力绵长，微似有汗可达十余小时之久，故治温病诸方，用之清温解毒发汗。非唐氏所说不能散也，全看处方者如何用量也。

青蒿：味苦性寒，苍耳味甘性温，二药皆不辛散，而又主散者何也？则又以其形气论也，青蒿一茎直上，枝叶四散，气香味苦而寒，故可入肝胆经散郁火以代伪劣之柴胡，而无劫阴之弊；

苍耳子：质轻多芒刺，故能散风，味甘入脾，驱肌肉之风寒湿痹，而无过急伤阴之弊。按：物生芒刺或毛者，皆感金气而生，金可平木熄风，故凡带芒刺或毛之药物，皆能散风，唐氏谓“皆感风气”非也。

蔓荆子：气烈而质轻，入水则浮，故主散头目之风，肾虚肝风上窜眩晕头痛者，用之尤效。

炉甘石、海石：皆多孔质轻气浮，系金石之体，性为沉中之浮也，力难达巅顶，同类相引，至肺而止，故皆能散肺胃痰火之结。辨药物草木金石之形质气味以定升降浮沉之性能，入于人身亦相应起升降浮沉之作用，并以阴阳五行之理推之，则无药不可明其性矣。

26问曰：《本草》言上升之药制以盐，则能下降；下降之药制以酒，则能上升。酒亦五谷所化，何以性纯于升哉？

答曰：气本于天，故主升，酒正是气化之品，所以饶于升。

白干酒：观煮白干酒者，用筒取气，入天锅底，化而为酒，盖酒皆上升之气水也。水中之阳本上升。西洋人于水中取轻养气能上升，且能然而为火，积阳则上升，水为坎卦而中爻为阳，故气出于水而上升，太空清阳之气，皆水中之阳所充发也。煮酒以曲糵宣阳，以火煮之，使阴化为阳，气上出，遂为酒。全是上升之阳气也，故主升。

酿米酒：又酿米酒者，以曲糵腌糯米饭发热腐化，酒出而饭成糟，仍是从气之化，故属阳，亦主升。然米酒与白干酒不同，白干酒由筒上引而出，纯是清气，米酒酿于缸内，尚带浊汁，故米酒味较厚，能入血分，性亦滞留，能生痰湿。白干酒气较厚，专行气分，性不滞留，不生痰湿，同一升性而一清一浊，遂有浮沉之别，故审药理者，不可不细。

评注

此问论酒之性。唐氏论酒主升之义固确，但仍有道义未明。盖酒分多种，既可用五谷酿成；可用水果酿成；可用糖清酿成等等，但都必须用酒曲发酵，酒曲用麦面发酵，工艺专门，配方独特，质量用途有别，统称曲蘖。

白干酒：系用高粱煮熟后，再加酒曲拌匀发酵一定时间后，再装入锅炉中蒸煮一定时间，以筒引其酒蒸汽入冷锅内凝成酒水，开龙头流入缸内，随即兑入适量凉水而成，其浓郁之酒蒸汽，即水中之阳，故性主升。

此与化学分解作用不同，水分解为氢与氧两种气体，可以说明水中之阳，乃是氢氧两种气体；水化为气，乃是液体变为气体，即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之水的太极图。氢气、氧气、水气、酒气是四种不同的气体，性质也不同，但其所由来，离不开化学变化，物理变化。

既成了气体，皆属于阳，同是水中之阳，阳坎中之阳，入于人身，皆能升阳补阳。至于太空清阳之气，除了这几种气体外，还有许多气体混合组成，可参阅余6问评注自明，兹不赘。

唐氏只强调坎水中化气一面，显然不够全面。但距今九十多年前，西洋物理化学在中国仍属启蒙时期，唐氏即能虚心接受西学补中学之不足，是当时的先进人物，值得赞扬，切不要以现今科技水平去讥笑古人，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酒之质阴，味辛辣，地火之味也，饮入肚内，须臾即入血分。阳性人饮之，顿觉周身暖和，气上于头，面红耳赤，过饮则心烦，内火焚烧，胃气逆而呕吐，其为走血分升阳气之验明矣！阴性人饮之，面青、面白、面黄、面黑皆有。因酒之阳气，洽能温其血寒，气并于阴。肝气上升则面青，肺气上升则面白，脾气上则面黄，肾气上升则面黑。

不管阳性人，还是阴性人，若以酒为浆，恣饮成癖，皆要内生湿热之病，上为吐衄咯血，中为肝脾肿大，下为痔漏便血之症。但饮少量之酒，可以助兴浇愁，可以温暖血脉通经活络。药物下行者，制之以酒，可以变下行为上升。

酿米酒：至于糯米酿成之酒，俗呼为“醪糟”，作法先将糯米泡软，上笼蒸熟，摊于板上，均匀撤上酒曲粉，再入缸中，中掬一洞，洞中再撒些曲粉，密封，以旧棉絮裹之保温，数日后，嗅到酒香外透即成，不须再蒸馏筒取之法，以取其清，此则阴阳兼取，故酒质混浊，连糟皆吃，味甘兼辛，为阴中之阳，即可上行，又能下达。新酿之醪糟，酒毒未散，过饮之，往往即刻下坠脱肛，是其阴味过厚之明验。

醪糟入血分多；入气分少，用之和药入血分行血化瘀，产妇饮之血脉和畅而增加乳汁。但过饮醪糟，浊阴留于肠胃不化，易生痰湿。白干与醪糟，有清浊之分，遂有浮沉之别。此物经人工酿造，工序操作不同，故其性亦异，此乃同中之异；非异中之同。其他各种酒之酿造性能，准此以求，一隅三反，学者自明。

27问曰：饴糖与米酒皆是曲药所化，何以饴糖甘润而性不升哉？

答曰：酒由酝酿自然流出，得气之化为多，故气盛而升。

饴糖：熬煮逼之使出，得气之化少，故味盛而气不升。盖酒得天之气厚而升，饴得地之味厚而补。

仲景建中汤用饴糖正取其补中宫也，观白干酒升而不守，饴糖守而不升。米酒能升能守，分别处全在气味厚薄。辨药性者，贵详究其理也。

评注

饴糖：此问论饴糖之性能。饴糖制法。系将米，麦，粟、玉米，苡仁等含淀粉质多的食物，水泡软后，入笼蒸熟，加入麦芽，使之发酵糖化，即是饴糖。如上所成之饴糖，称软饴，又称胶饴，粘性很大，乃淡黄色之浓稠液体，入药系将胶饴冲化服之。如将胶饴不断扭拉或搅拌，使之混入空气，即凝成硬块，色白多孔，供食用。

盖因其色由黄变白，故入脾肺二经，味极甘，质粘守而不走，性能补脾为主，兼润其肺，仲景小建中汤用之，取其守补脾宫。白干酒之质清，升气而成，故性升而散；饴糖质粘，守而不升不降；醪糟混浊流走，能升能守能降。三物相同处，皆性温；分别处，在形质气味之厚薄上，故行医辨药，贵详究其理。

28问曰：芒硝、大黄、巴豆、葶苈、杏仁、枳壳、厚朴、牛膝、苡仁、沉香、降香、铁落、赭石、槟榔、陈皮等物，皆主降矣。或降而收，或收而散，或降而攻破，或降而渗利，或入血分，或入气分，又可得而详欤？

答曰：凡升者皆得天之气；凡降者，皆得地之味。故味厚者，其降速；味薄者，其降缓。又合形质论之，则轻重亦有别矣。

芒硝：本得水气，然得水中阴凝之性而味咸，能软坚，下气分之热，以其得水之阴味而未得水中之阳气，故降而不升。且水究属气分，故芒硝凝水之味，纯得水之阴性而清降气分之热，与大黄之入血分究不同也。

大黄：味苦大寒，是得地火之阴味而色黄，又为火之退气所发见，故能退火，专下血分之结。以味厚且有烈气，味既降而气复助之，故能速下。

寒性皆下行，如白芍、射干，味能降利，皆以其味苦，与大黄之降下其义一也。大黄苦性更甚，白芍苦性较轻。故白芍只微降，而大黄则降之力大。

评注

此问论药性的降下之理。问所提出的药味多，答仅解前二味，并另补充二味，余未作答何也？盖以下诸问，将分别答之，此只举其要说明其理，理分层次，还要逐步深入阐明。唐氏不愧为医学大师，求理必深挖其根，根即真理所在之处，放之四海而皆准，此唐氏治学，一贯之方针也。理有千条万条，总之凡升者，皆得天之气；凡降者，皆得地之味。味薄者降缓；味厚者降速，再合形质轻重以求，则降下药之本性得之矣。

芒硝：本得水阴之气而成，故主清火。其味咸，故能软坚，凡物腌以咸盐则变软，可以为证。色白入气分，故下气分之热。既得水阴，未得水阳，故其力专主下行而去积滞。

大黄：味极苦而性大寒，色黄，是离火生，坤土后，退去火色而成土之色。本为地火所生，故入血分；味厚兼气烈，故降下积滞兼以气助，则降下血分之火结与气分之积滞最速，有斩关夺门之勇，故号称将军。

凡寒性之药皆下行，此是天地生成之理使然，如白芍、射干皆味苦性寒，故与大黄降下之性相同，但大黄极苦；白芍、射干微苦，故大黄降速；白芍、射干降缓。辨药应细究，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其理自得。

29问曰：黄连味苦以守而不走，而大黄独攻利，此何也？

答曰：同一苦味，而黄连之质枯而不泽，大黄之质滑润有汁，故主滑利，又黄连纯于苦味而无气，故守而不走。大黄纯于苦味，而又有雄烈之气，以气行其苦味，则走而不守，所以与黄连别也。

评注

此问论味厚之黄连，守而不走之理。戏唱词：“药中只有黄连苦，奴比黄连苦十分”。其极苦之味，可尝而知，若与大黄比类，也应走而不守。但黄连反能厚肠胃，守而不走，为治因热泻痢之神药。论药则应细究，味同性异，则应从形质气上去求其别，即同中求异之义。

黄连虽得大苦大寒之性味，但形质干枯，而不滑利，故守而不走，同时气很薄，非无气，苦寒虽主降下，但乏气以助之，如枪炮中之炮弹，无引火之力，故守而不走；大黄则不同，大苦大寒，且形质滑润，如枪镗炮弹擦得光亮油润一样，同时气很雄烈，即引火一发，顿时爆发而速行，故走而不守。论药者也须全面分析比较，其理一通百通；一不通百不通，切不可半瓶子晃荡，务必得其所以然之真理而后已。

30问曰：大黄苦寒之性自当下降，而巴豆辛热之性，宜与大黄相反，何以亦主攻下？而较大黄之性尤为迅速，此又何说？

答曰：此又以其油滑而主下降，其能降下则是油滑所专主，而非辛热所专主也。凡食麻油、当归，皆能滑利下大便，巴豆、蓖麻子皆有油，皆滑利，皆能下大便。

麻油： 但麻油不热，则其行缓不辛，则气不走窜，故其下大便也缓。

蓖麻子：味辛气温，是有气以行其油滑之性，故其行速。

巴豆：巴豆之油与麻油、蓖麻同一滑性，而大辛则烈，大热则悍，以悍烈行其滑利，故剽劫不留也。

麻仁：亦油滑，而无辛烈之性，故但能润降不能速下。

葶苈：亦有油，自能滑利，又有辛味，是与巴豆之辛而有油相似。其味又苦，是又与大黄之苦而滑润相似。

然则葶苈隐寓巴豆、大黄二者之性，故能大泻肺中之痰饮脓血，性极速降。盖有大黄、巴豆之兼性，诚猛药也。恐其太峻，故仲景必以大枣补之，杏仁亦有油，但得苦味而无辛烈之气，故降而不急。

评注

此问论辛热之药亦主攻下之理。上问已明，凡降下之药，必具油滑之质，而辛热之药所以能速下者，原以油滑流走下降之性能为主也。凡含油脂多之物，皆能润滑，以通大便。

麻油、当归：含油脂，故能润肠下大便。

巴豆，蓖麻子：皆有油，所以能滑利大便。

诸物比较，麻油性平不热，不热则活动力小，故其行缓，味不辛，则气不走窜，无推动力，自然降下，故其下大便也缓。蓖麻子则不同，味辛气温，以其温热助推动力；以其辛烈之气，走窜强推之，则油滑加速度而降下，通其大便也速。巴豆比蓖麻子之气味更烈，其大辛则走窜之力雄烈；大热则活动之力剽悍，以悍烈速发之性，行其油滑，斩关夺门，剽劫不留矣。但用巴豆炒香，磨为细面，再以厚纸包之，压去油后，称巴豆霜，因已去油，泻下之劲缓得多了，用以治因寒之留痰宿饮神效。

李中梓治王肯堂之痰喘痼疾，用巴豆霜服之，立起沉疴，因此两位大名医，结为挚友，传为医林佳话。巴豆泻下之力峻猛，其力超过大黄数倍，然去油后，则性缓十倍，证明泻劲之大小，含油量是关键，葶苈辛苦而油润，故兼巴豆大黄二者之性，唐氏论之已详。

葶苈：仲景葶苈大枣泻肺汤用之，峻泻肺中脓血痰水，必佐以大枣十二枚，补脾胃以缓葶苈下夺之猛势。杏仁、桃仁，郁李仁、皆具油润之性，虽有辛味但不烈，均有润肠通便之功，因气不烈，故下大便缓，若与巴豆相比，则小巫见大巫矣。

31问曰：同是降气，何以杏仁、葶苈归于肺，而枳壳、厚朴归于脾胃哉？

答曰：葶苈、杏仁色白属金，枳壳，厚朴皆木之质，木能疏土，故归脾胃。

枳壳：木实，味比厚朴稍轻，故理胃气。

厚朴：木皮，味比枳壳更重，故理脾气。

观仲景用枳壳治心下满，用厚朴治腹满，可知枳壳、厚朴轻重之别。

评注

此问论葶苈杏仁与枳壳厚朴之归脏问题。葶苈杏仁以色论，则皆色白，故归于肺，同时二者皆种仁，故主从上而降下，亦应先归肺。若枳壳厚朴，皆为木质，木能疏土气之壅结，故归脾胃。

积壳：为木之果实，成熟时为枳壳，未成熟采下的称枳实，皆味苦酸性微寒，其质比厚朴轻，故可入胸膈与胃，治胸痹与心下满。仲景枳实薤白桂枝汤治胸痹；枳术汤治心下满，则可知矣。

厚朴：乃树皮，味苦辛性温，质比枳壳重，故理脾气而燥湿。二药一寒一温，各归其所喜，枳壳枳实治胃之湿热胀满，厚朴治脾之寒湿胀满。脾主大腹，如仲景之厚朴三物汤治腹满痛大便闭；厚朴七物汤治腹满发热饮食如故；厚朴大黄汤治支饮胸满等，皆枳朴同用，故枳朴之分治上下，不能一刀切。仲景治喘之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与治胸痹之枳实薤白桂枝汤中有厚朴，皆明治其上；治大腹之厚朴三物汤中有枳实与大小承气汤皆枳朴并用，皆明治其中下，证明也不能一刀切，共用之，寒热相济，脏腑并理，合作以成功。但辨药者亦宜分别异同，枳实利胸膈；枳壳宽肠胃；枳实力猛；枳壳力缓；厚朴泻实满散湿满，乃脾胃中药。三药皆破气，气虚者用之，如落井下石；气实者用之，如获灵丹妙药。

32问曰：陈皮亦木实也，能治胃兼治脾，并能理肺，何也？

陈皮：兼辛香，故能上达于肺；枳壳不辛香，故不走肺，厚朴辛而其气太沉，故不走肺，然肺气通于大肠，厚朴行大肠之气，则肺气得泄。

仲景治喘所以有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且用药非截然分界，故枳、橘、朴往往互为功用，医者贵得其通。

槟榔：是木之子，其性多沉，故治小腹疝气。然沉降之性自上而下，故槟榔亦能兼利胸膈，且味不烈，故降性亦缓。

沉香：木能沉水，味又苦降，又有香气以行之，故性能降气，茄楠香味甘，则与沉香有异，故茄楠之气能升散，而沉香之气专下降。服茄楠则噫气，服沉香则下部放屁，可知其一甘一苦升降不同矣。

降香：味苦色红，故降血中之气，能止吐血。

牛膝：之降则以形味为治，因其根深味苦，故能引水火下行。

铁落：之降以金平木、以重镇怯也，故能止惊悸已癫狂。

赭石：亦重镇，而色赤又入血分，故一名血师，以其能降血也，血为气所宅。旋复代赭石汤止噫气者，正是行血以降其气也。夫降而沉者，味必苦、质必重；降而散者，味必辛、气必香；降而渗利者，味必淡气必薄。

苡仁、泽泻、车前子、茯苓：皆味淡气薄，皆属阳中之阴，不能行在上之清窍，故皆行在下之清窍，而能利小便。降而攻破者，味必厚、气必烈、功兼破血，乃能攻积。

盖只有气则积为痰水，不能结硬。凡结硬者，皆杂有血，然单有血而无气以凑之，亦为死血，而不结硬。惟气附血而凝，血合气而聚，然后凝为坚积。

三棱：破血中之气，莪术破气中之血，故皆能破积。三棱味但苦而不辛，破血之力多而散气之力少。

莪术：兼辛味，能行气以破血，则气血两行，与积聚尤为合宜，故诸方多用莪术。

姜黄：气味俱厚，故行气行血。

郁金：乃姜黄之子，而气薄味胜，故行血之功甚于行气。

评注

此问论理气诸药之别，兼论破血药之含义。

陈皮：陈皮与枳壳厚朴之别，陈皮有辛香之气味，故上能达肺；中能理脾胃；下能入肝肾大肠。枳壳无辛味，无缘入肺；厚朴虽有辛味，但质重主沉，则行大肠之力多，仲景治喘之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用厚朴行大肠气，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气行，则吸引肺气下行而止喘。在上问中余已评注，理气药每多混用，实可分，不可过分，气壅结，往往引起连锁反应，到处都不畅通，来个综合治理，各处疏解，见效必快，全看医者配合如何耳。

槟榔：质重而坚，其性主沉，用之消胀满并治小腹疝气有奇功，凡沉降之药，皆自上而下，故亦可治胸膈胀满，味虽辛而不烈，故作用亦缓。

沉香：诸木入水则浮，惟沉香入水则沉，味苦气香色黑，故降气入肾有专功。茄楠香即零陵香，味甘气香色黄，故入脾胃能升散，而沉香专主下降，苦降之义也。实验之，服茄楠香则噫气；服沉香则放屁，则证明甘苦异味，升降不同。

降香：味苦色红，红入血分，苦主降，故能降血中之气，以止吐衄。

牛膝：本为根部，按理应升，但实则降，则应以形味质推之，因其根深质坚味苦，皆为降之性，故能下通经络，引水火气血下行，唐氏谓“无孔”不确，乃根中之孔极细难见也。

铁落：铁落之降，以金平木，质重下坠，能平肝降顽痰，以止惊悸颠狂。

赭石：乃铁矿石出代州，故称代赭石，他处出者质劣，不能入药，色红质重，色红入血分；质重则下坠，故能入血分以降血，血降则气随之而降，宿食亦随之而降下，为治气逆呕吐噫气之良药，一名“血帅”，说明气才是血之帅。仲景旋复代赭石汤用之以治“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鞭，噫气不除”。止噫气痞鞭者，正是行血以降其气也。总之，降而沉者，味必苦，质必重；降而散者，味必甘辛，气必香；降而渗利者，味必淡，气必薄，此乃总结降下药之金针一度，学者应体会铭记。

苡仁、泽泻、车前子、茯苓：皆味淡气薄之药，为阳中之阴，不能行在上之清窍，其淡渗下行之性，行于在下之浊窍，故皆能利小便。还有降而攻破之药，则味必厚，气必烈，功兼入血破瘀，乃能攻积。盖止有气滞，只能贮为痰水，不能结硬如石，凡结硬者，皆杂有血，然单有血而无气以裹之，亦为死血，虽结硬而不会日形长大。惟气附血而凝，血裹气而聚，气血互包互裹，才能凝为坚积，且逐日长大。

三棱：治此者须三棱破血中之气，使血不裹气，莪术破气中之血，使气不附血，二药相须为用，可愈癥瘕积聚。若分而论之，三棱味苦不辛，破血之功有余，散气之力不足；

莪术：味兼苦辛，能行气破血，但破血之力不及三棱，然能气血两行，治癥瘕积聚颇合，故时方亦有单用莪术者。

姜黄：气味具厚，能行气破血，类似莪术之功能。

郁金：乃姜黄之子，气薄味胜，故破血之功多；行气之力微，性与三棱相仿。

33问曰：凡降药皆沉入中下焦，其上焦逆气，何以降之哉？

答曰：降药虽沉，然未有不由上焦而下者也。

赭石：能从上焦以坠镇。

槟榔：能兼利胸膈。

大抵气性重且速者，直达下焦，而不能兼利上焦。

气味轻且缓者，则皆能降利上焦

葶苈：泻肺。

杏仁：利肺。

射干：微苦，利喉中痰。

厚朴：花性轻，利膈上气。

川贝：母色白性平，利胸肺之痰气。

旋复花：味咸质轻，故润肺降痰。

陈皮：气味不轻不重，故可降上焦，可降中焦。

木香：惟木香气浮味沉，上中下三焦皆理。

他如性之重者：

橘核、楂核、荔枝核：皆专治下焦之气。

他如性之速者：

大黄、巴豆、牛膝：则直走下焦，同一行气又别其轻重浮沉，用之得当，自无谬差。

评注

此问论降上焦逆气之药的性能，兼论中下焦。降药性沉，以其形色气味及质轻重为定性，定位，定速度之标准。降药鲜有不从上焦开始下降者，但其降性有缓，有急之分。

赭石：质重色红，先从上焦心肺及气血管道、食道往下坠镇，性比较急，

槟榔：槟榔之质，较赭石为轻，味微辛气不烈，兼利上焦胸膈之气，降性亦较缓。

葶苈：质轻色白，入肺泻肺；

杏仁：色白多脂，入肺利气；

射干：利喉中痰；

厚朴：花轻扬，利膈上气。

川贝母：色白滑润，利胸肺之燥痰。

旋复花：质轻扬味微咸，有润肺降痰理气之功。

陈皮：气味适中，可浮可沉，以降上中二焦为主。

木香：味重气浮，则上中下三焦皆可理。

草木之果核，生于上，降于下，兼之质重者。

桔核、楂核、荔枝核：皆专治下焦之气。

降下之性速者。

大黄、巴豆，牛膝：因其形质气味油滑等特殊，在上中二焦，一晃而过，直趋下焦。

同一行气降气之药，因其轻重油润形色气味之不同，定位不同，速度不同，总之不离乎其物理性能，以定其药性也。

34问曰：凡药，根之性多升，实之性多降，茎身之性多和，枝叶之性多散，请示此何以故？

答曰：根主上生，故性升；子主下垂，故性降；茎身居中，能升能降，故性和；枝叶在旁，主宣发，故性散。然每一药性，或重在根，或重在实，或重在茎，或重在叶，各就其性之所重以为药之专长，未可泛泛议论也。

评注

此问乃总结以上各问，启以下各问之中间楔子，为科学之抽象语言，以下各问，将逐步深入详答，故此不作详细评注。

35问曰：根实茎叶之性，既名有专长矣。今且先以根论，其根之升性独专者，有如何药？请明示之。

答曰：根之性多升，又须视其形色气味皆专重于根者，则专取其根用之。

升麻：有如升麻：其根大于苗，则根之得气厚，故专取其根。又其根中多孔窍，是吸引水气以上达苗叶之孔道也，故其性主上升。气味辛甘，又是上升之气味，合形味论性，皆主于升，故名升麻，是为升发上行之专药。

葛根：又如葛根，其根最深，吸引土中之水气以上达于藤蔓，故能升津液，又能升散太阳、阳明二经，取其升达藤蔓之义。葛根藤极长，而太阳之经脉亦极长，葛根引土下之水气以达藤蔓，太阳引膀胱水中之阳气以达经脉，其理相同。

故葛根能治太阳之痉，助太阳经由膀胱水中而达其气于外也。根色纯白属金，又能吸水气上升，是金水相生之物，又能引津气以治阳明之燥。葛根与升麻不同，葛根根实，故升津而不升气；升麻根空有孔道以行气，故升气而不升津。

黄芪：亦根中虚松有孔道，惟升麻味不厚，故升而不补。黄芪味厚，故升而能补也。黄芪根深长至数尺，取芪者不用锄掘，力拔出土，以其根无旁枝也。据此则知其性直达，又其根内虚松，能通水气，直引上下黄泉之水气以上达于苗，故能升达人之元气，以充发于上，达于表。

人之元气生于肾，出于膀胱之水中，循气海之膜网而上达胸膈，以至于肺，充于皮毛。黄芪内虚松通达，象人膜网能引土下黄泉之水气，以上贯苗叶，象人元气由肾达肺以至表，故黄芪能升达元气，托里达表。

评注

此问论根升之性，及其升性独专之药物。唐氏取升麻、葛根、黄芪作为独专之代表，比较说明根升之性，可谓直观详细确切，但其中尤有未尽之义，须举出阐明之。

葛根：如云“葛根能治太阳之痉，助太阳经由膀胱水中而达其气于外也”，与后所云“葛根与升麻不同，葛根根实，故升津而不升气”，显然矛盾。既后云不升气，而先又云达其气于外也。盖葛根根实，吸水之孔道极细，肉眼看不见，但极细之孔道，水津更易于上升，以达苗叶；水蒸汽则无法上，所以说葛根治痉，是助太阳经由膀胱水中达其津上升以滋润其经脉而愈其痉也。

升麻：根空有孔道以行气，根之孔道粗，则水津难于上升；水化之气，则从中升气迅速，故曰升麻升气而不升津，此是物理之毛细管作用，药物具之，故以其性治病，其理亦同。升麻，葛根，皆带甘味，故又能分别升脾胃之气或津；以其形长与色气，又能分别升大肠，膀胱之气或津，以达于上。

黄芪：黄芪与升麻，皆根部虚松多粗孔，但黄芪根长直下无歧，升麻根大而短有歧，黄芪甘温而味厚能补；升麻甘辛微苦微寒味不厚气不补，故黄芪升而能补；升麻只升不补，此其别也。然均以入脾胃为主，入气海丹田升补元气为辅。此皆以人身组织相似，故能入之，或升或升补兼备而助之起疗效也。其余，唐氏论之已详，兹不赘。

36问曰：以上三药，性皆主升而主治各有不同者，何也？

答曰：惟皆是根升之性，而又有形色气味之不同，故主治各异。

升麻：盖以升麻通气之孔道更大，兼有辛发之气味，故其性纯于升。

黄芪：色黄、气温、味纯甘，故升而兼补。

葛根：色白、味微苦，故升而清火，不能补也，论药者当细辨之。

评注

此问论升麻，黄芪，葛根三者，形色气味不同，所以主治各异之理。三药主治不同，已于上问评注中详说，兹不赘。惟唐氏对升麻葛根之色气味辨之欠真，今补辨之，升麻色深绿，称绿升麻，为升麻中上品，其他各色升麻，皆为劣品。绿为春木升发之色，故主升，味甘辛微苦微寒，故具升散与清火解毒之功，仲景麻黄升麻汤用之以升清解毒。葛根色白微黄，味甘辛性平，故有升散解肌发汗作用，并可升津止渴，总之为阳明经之主药，仲景葛根汤用之，解肌、散热，和胃以治刚痉。故论药者，须抓住重点细辨之。

37问曰：牛膝、灵仙、茜草同是根也，何以不主升而主降哉？

答曰：所谓根升者，必其气味形色皆具升性，乃能升达。若牛膝等根既坚实，而形不空，则无升达之孔道；味既苦泻而气不发，则无升发之力；且其气味既降，而根又深入，是又引气归根以下达，与升麻等之上行者义正相反，理可对勘而知也。

评注

此问论牛膝之根，不升而主降之理。根升之理，必与气味形色质合论，皆具升性，乃能升达，切切不可一概而论也。

牛膝：味苦酸性平气不烈，且根细而坚实，虽是草根，而有木心？根长数寸至二三尺不等，不见孔窍，味是阴降之味，形质坚实无空，皆主降性。与葛根相比，根虽然坚实相似，但葛根之根粗大，比牛膝却疏松多矣，而其味甘辛，能引水津上行，故主升；牛膝味苦酸，味主降而收至根底，是又引气归根以下行也。唐氏举与升麻相比，则迥然不同之两类药物，若与葛根相比，则可求其同中之异，以定其性，故易之以葛根为评注，以增加分析研究之层次。

其他，如威灵仙、茜草，唐氏未作解答，一并归入牛膝为代表而遗之，似属欠周。今代为补论之，以尽晚学生之情义。

威灵仙：一茎直上，根须多而短，长不超过四寸，味辛咸性温，根细而坚实成木质，不见孔窍，味咸入肾膀胱；辛温又有升散之力，与牛膝相比，牛膝只能降下；灵仙既可下降，又能升达四散-，故其能祛风寒湿痹，通经活络，逐痰去饮。

茜草：根似灵仙而略粗大，色红入血分，味苦性寒，以其入血降下之性味，故可下血滞而止吐衄；下行凉血之功，又可止崩漏；行血之功，又可祛瘀生新。由此观之，根升者，指—般而言；根降者，指特殊而言；根可升可降，四散走窜者，指特殊中之特殊而言，三者须同形色气味质而定论。故论药者，须全面周到分析研究，不要速划根之筐筐而下定义，而以形色气味质为主，再结合根之实际论之，方不致误。

38问曰：草木之实，性皆主降，何也？

答曰：物下极则反上，物上极则反下。草木上生果实为已极矣，故返而下行；实核之性在于内敛，故降而兼收。

评注

此问论草木之实，性主降而兼收之义。唐氏以物极则反论之，属于宇宙万事万物之客观事实。草木之果实已成而熟透，必然下落；实核在内，外有皮壳保护，故主内敛，定其性为降而兼收。但此指一般草木之实而论是正确的，还未兼及形色气味质以论特殊的，故还欠全面，但张氏之问有一“皆”字，应去之为妥当。下问既能证实。

39问曰：苍耳子、蔓荆子皆草之实也，何以皆能上升？花椒、橘红皆木之实也，何以皆能外散？

答曰：果实仁核之主收降，其大端也，亦有须合形色气味论之，方为确当。

苍耳：有芒而体轻松。

蔓荆：味辛而气发散，故皆有升性，亦核实中之变格也。

花椒、橘红：气味辛温故能升散。然此二物仍能降气，且皆皮壳也，故益有升性。

椒目：至于椒之目能止自汗。

橘核：橘之核能治疝气，则纯于下降而不升发。

盖同是果实，又有皮肉、仁核之分。皮肉在外，容有升散之理，仁核在内，则专主收降，断无升散。

牵牛子、车前子：是以皆兼降利。

荔枝核、山楂核：皆主降散；

白蔻仁、西砂仁：味虽辛，而究在温中以降气；

柏子仁、酸枣仁：功虽补，而要在润心以降火。

杏仁：至于杏仁之降气。

桃仁：桃仁之降血。又其显焉者也！

评注

此问论草木之实，也有升散者，但核仁绝无升散之理。凡草木之果实，一经成熟，便由梢头落下，用人眼观察到这种现象，推之于药性，亦曰果实之性下降，其实不然，因果实分果皮、果肉、果核、果仁。果皮多带辛味，具有发散之性；果肉多带甘酸味，有补脾敛气下降之力；果核之皮太硬，多不用；果仁既核内之种子，多油脂和特殊之芳香气，故主降下散气和润通大小便。所以用药时，必须细为分辨，切不可草率笼统下结论。

苍耳子：乃苍耳草之果实，按常理应下降，因有芒而体轻松，象肺之形，故入肺经发汗散风寒而胜湿邪。

蔓荆子：乃蔓荆草之果实，味苦性寒，捣碎发特殊芳香气，故反能上头顶而疏风散热，为提神醒脑妙药。

以上两例，皆系整个果实供药用，必须合形色气味质论之，始得其真性。

花椒、桔红：皆用果实之皮，二物皆、性温味辛而质轻，故皆能升散与降下。

但凡果实之皮肉，具有向外发展之性，故性主升散；果实本身，具下降之性，故性又主降下。

椒目：至于花椒之仁、称椒目，性专主收降，能治因寒之自汗和因寒凝而小便闭，用之止汗利小便如神。

橘核：桔子之核，称桔核；性降而散，治疝气有专功，此二物之仁核，纯于下降，而不升发。推之，荔枝核、山楂核，性同桔核。

牵牛子、车前子：性近椒目，皆主降下，或降而温散；或降而利下。

白蔻仁、西砂仁：皆辛温主散，然不离仁之本性，所以皆为温中降气之品。

柏子仁、酸枣仁：功虽补心气，然终不出润心降火，镇静安眠之功。又

杏仁、桃仁：杏仁降气；桃仁降血等等，皆不出果仁主降之本性。

总之，果实有升散者，其性全在形色气味质上求之，而果实之核仁藏在果实之中，性主收敛下降。此为定论，概莫能外。

40问曰：药之茎身，在根梢之间，居不升不降之界，自主于和，然亦有偏于升、偏于降者，何也？

答曰：此亦视气味之轻重以定之也，若形既居上下之交，而气味和平，则不升不降，一主于和。

藿香身、紫苏身：气味和平，所以专主和气。

藿香：味甘则和脾胃之气。

紫苏：味辛则和肝肺之气，

可升可降皆以其为草之身茎故也。

竹茹：象周身之筋脉，则能和筋脉。

松节：象人身之骨节，则能和骨节。

白通草：象人身之膜油，故能通达膜油，上可通乳下可通小便。皆是茎身主和，可升可降，各从其类之义。

苇茎：至于苇茎，中空而直上，且其味淡，故属气分，功专于升，《金匮》用以吐肺中之脓，正取直上透达之义。

荷茎：中空而气味淡，从水底而上出于水，故能升达清阳之气。

葱白：中空而气味烈，则升兼发散。

此皆茎也，气味皆轻清，故皆主升。

木通：他如木通茎亦通透，然系藤蔓，形与一茎直上者不同，且味苦泄，故主下降而通利小便。

苏木：苏木者，木之身也，色红味咸，象人身周身之血，故主于行血。

秦皮：秦皮者，木之皮也，象人身之皮，味苦兼降湿热，故仲景用治皮肤发黄之证。

棕皮：丝毛如织，象人脉络，味涩能收降，故用治吐血、衄血，以降脉络之血、血结。

乳香：树身之脂，象人身之脓血，故治人身疮脓等病。

杜仲：柔敛，象人筋膜，色紫黑，味纯厚，故入肝肾，以强人身之筋骨。

凡此之类，岂能尽举，或升或降或补或和，各别其气味形质，而细分之，则用之自然中肯。

评注

此问论草木茎身药物之作用。茎身居根与枝梢之间，上下之交，如该药之味气和平，则其性不升不降，主于和平。所以还是结合气味形色质论断，才可免于执一之偏。

藿香茎、紫苏茎：皆气味和平，所以专主和中焦之气，其中藿香乃辛温中带甘味，非仅具甘味，定为和脾胃之气为主。

紫苏：辛温中无甘味，则专和肺肝之气，二药之可升可降者，皆以其为茎身，上下交通之要道也。

竹茹：乃用刀刮下竹茎之外皮，有韧性，象人身之筋脉，所以能和周身之筋脉，其能治呕吐者，因其能通肝胆气，使不克脾胃故也。

松节：乃松枝或细茎之节，粗大似人身之骨节，味苦气温，有祛风燥湿通关节之作用。

白通草：雪白疏松，象人身之油膜，味淡性平，故能通达油膜，上通乳汁，下通小便，皆是茎身主和，可升可降，物从其类以治之之义。

苇茎：生于水中，中空而直上，其味淡属气分，故专升水中之阳，《金匮》取之吐肺中之脓，正取其直上透达助肺之力以吐之。

荷茎：中空，其性与苇茎相似，能升达清阳之气，以治上焦头面之疾。

葱白：中空，但气味皆较苇茎荷茎为烈，性升能发散肺中风寒。

以上三味，茎皆中空，因气味有轻清与辛烈之不同，治亦有别，但皆主升则一也。

木通茎：是弯曲之藤蔓，不是一茎直上，味苦性寒，藤蔓中多细孔窍，故主通经络治痹证；利小便愈水肿，皆通降之功。

秦皮：乃木之皮，色青，浸水成绿色，味苦性寒，能清降湿热，仲景白头翁汤中用之，助黄连治湿热下痢。至于仲景取治皮肤发黄之证，无所考据，但以皮达皮，推之可治皮肤发黄之因于湿热者，是有效的。同时人身之皮属肺，在眼为白睛，白眼红肿，余曾单用之，效果特佳。

苏木：乃木身，色红味咸，似人身之血，故有入血行血化瘀止血之功。

棕皮：丝毛如织，象人身之络脉，味酸涩，能收降血脉，用治吐衄，便血、血崩及皮肤出血，皆有功效。

血竭、乳香：为树身之脂，象人身之脓血，故可愈人身疮脓之病，内服化瘀通经活络而止痛。

杜仲：乃树皮，中有丝象人身筋膜，烧之不断，外皮紫黑，味甘微辛性温，入人身之肝脾肾而温通之，故能强人身之筋骨肌肉而愈腰疼。

此类药很多，不胜枚举，或升或降，或和或补，均要抓住气味形色质而细别之，则可得药性之真，胸有成竹，用之自然中其肯启。

41问曰：论药单言枝叶，而不论花，何也？

答曰：花即赅于枝叶类也，枝叶主散，故花之性亦多主散。

评注

此问论花之性同于枝叶之性，故花性亦多主散盖此只论到花性之一般，亦有特殊而不主散者。读下问即可明白。

42问曰：芙蓉花何以不主散，而主收？旋复花何以不主散，而主降？

答曰：此亦视其形气而定之也。

芙蓉：秉秋金之气，而质又胶枯，故能收敛，为箍疮妙药。

旋复花：滴露而生，花又微咸，故主润利去痰。

枇杷叶：他如枇杷叶之利。

槐枝：槐枝之清，皆随气味偶然异用，非枝叶花之本性也。

故凡花多散头目之邪，头目居上而花居茎梢之上，气更轻扬，故多归头目而散其邪也。

甘菊花：气香味平，散头目之风邪。

金银花：散阳明头目之风热。

辛夷花：散脑鼻内之风寒。

密蒙花：散眼内之风邪。

总见花在梢上，故上行头目。若夫叶在四旁，则主四散，故能去周身皮肉内之风寒。

竹叶：能清肌肉中之热，仲景竹叶石膏汤正取竹叶之散也。

菊叶：为治疮要药，亦因其性散，去肌肉中之风邪也；豨莶叶亦然，但菊叶小而多尖桠，故主散疮。

豨莶叶：大有毛，性专重在叶，专得风气，故古有豨莶膏，主去周身之风。

荷叶：能散皮肤之热。

桃叶：能散血分之寒热。

苏叶：能散气分之寒热。

盖凡草木之叶，多得风气，故多主散，周义所谓”风以散之也”。叶大有芒角。

八角风、苍耳叶、巡骨风：之类皆叶大而有芒角，均主散风。

凡枝多横行，故主四散及达四肢。

紫苏旁枝：散胁助之结气。

桂枝：行四肢；桑枝、桃枝、槐枝皆行四肢，皆取横行四达之象。

评注

此问论花叶枝之性。花枝叶三者之形状，皆披离四散，故其性亦主散。但亦有不主散，而主收，主降者，此为变格；既太极一分为二之义。辨药性者，知常知变，则可通达理之幽微。

芙蓉：指木芙蓉而言；莲花，亦名芙蓉，乃水芙蓉也。木芙蓉乃秉秋金之气而生，故主收；味微辛性平，平则无毒，花与叶质胶枯，故能敛，所以花与叶皆为箍疮妙药，外科之清凉膏、铁箍散，皆此药作成。

旋复花：俗呼六月菊，《尔雅》名“盗庚”，即预得秋金之气而生，故主收；滴露而生，味微咸，故主降，能润肺利痰；能续接外伤筋断，皆收降接续之功也。

枇杷叶：枇杷叶之降气化痰，乃取其味苦性平之义；非取其叶散也。

槐枝：味苦性平，故有清下之功，非枝散之本性。甘菊花，亦秉秋金之气而生，但气香味平，故可平肝木散头目之风邪；

金银花：秉金水之气而生，色黄，味甘性寒，散阳明头目之风热，散热解毒，为治痈疽疥癣，杨梅恶疮，肠癣血痢之圣药。

辛夷花：花开直上，故散脑鼻之风寒。

密蒙花：味甘性微寒，花开向上，故散眼内之风热，总见花在梢头，性上行头目，治头目之风邪为主，随气血流行，而兼治其他。

若夫叶在四旁，则主四散，故能去周身皮肉内之风寒。

竹叶：四季常青，味淡能清肌肉中郁热，仲景竹叶石膏汤清胃热，止虚烦，正取竹叶之散也。

菊叶：为治疮要药，亦因其性散，去肌肉中风邪而清热解毒。

豨莶叶：豨莶叶与菊叶相比较，菊叶小而多尖桠，故散疮之功多。大有毛，专得金气，金能制风木，故古之豨莶膏主去周身之风，今之豨莶丸能平风木而降血压；

荷叶：宽大四散而向上，故能散口齿及皮肤之热。

桃叶：青中带红，能散血分之寒热；苏叶能散气血两分之寒热。总之，草木之叶四散，遇风则来回飘荡，多得风气，以风治风，性多主散，既《周易》说“风主散之”之义。

八角：风即八角莲，苍耳叶、巡骨风，象千里光草，皆叶大而有芒角，皆主散风治疮。凡枝多横行，主四散而达四枝。

苏枝：旁出，故散胸肋之结气并达四枝。

其他如桂枝，桑枝，桃枝、槐枝，皆行四肢。均取草木生成之性，能横行四达之象。

43问曰：药有用根、用苗、用首、用尾、用节、用芽、用刺、用皮、用心、用汁、用筋、用瓤，其用不同，请详言之。

答曰：此无他意，只取药力专注处，以与病相得而已。

麻黄：有如麻黄必用苗，以其苗细长中空，象人毛孔，而气又轻扬，故能发汗，直走皮毛。

麻黄根：亦有时用麻黄根者，则以其根坚实而味涩，故能止汗。苗空则通，根实则塞，亦阴阳通塞互换之理。

常山：用苗，取其上透膜膈以导痰上出。

商陆：用根，取其内透膜膈以导水下行。

用苗者则升，用根者则降，升降异用，亦各从其类也。

当归、商陆：有用首尾之别，首之性升，故主生血；尾之性降，故主行血。

地榆：有用首尾之别，首之气味厚，故行血更有力；尾之药味薄，故行血之力轻。用节者如松节治人之骨节。

牛膝：其节如膝，能利膝胫，以其形似也。

藕节：中通，能行水，故用以行血分之湿热，而能清瘀血。藕在水中节又结束极细，而其中仍能通水气，用治淋症尤宜。淋是水窍通而不通，藕节在水中，不通而通，且色能回紫变红，又入血分，以治淋症尤宜。用芽者，取其发泄。

麦芽：本不疏利，而发芽，则其气透达，疏泄水谷，以利肝气，谷本不能行滞，因发为芽，则能疏土，而消米谷。

黄豆发芽：则能升达脾胃之气，故仲景薯蓣丸用之以补脾。

赤小豆：发芽，则能透达脓血，故仲景赤豆当归散用之以排脓。

用刺者有两义：攻破降利用皂刺、白棘刺是矣。二物锐长，故主攻破。设刺不锐而钩曲，刺不长而细软，则不破利而和散，能息风治筋。

钩藤刺、红毛五加皮、白蒺藜：之类是也，盖勾芒为风木之神，物秉之而生钩刺芒角，故皆能和肝木，以息风治筋也。

用皮者，以皮治皮之义。

姜皮、茯苓皮、橘皮、桑皮、槟榔皮：故皆能治皮肿。

用心者，取其以心入心之义。

桂心：故桂心以温心气。

茯神：用以安心神。

莲子心：用以清心火。

竹叶心：亦能清心火，是皆以心入心之义。

其用汁者，或取象人之水津。

姜汁、竹沥：以去痰饮，从水津治之也。

或取象人身之血液。

藕汁、桃胶：以清瘀血，从血液治之也。

用筋者，如续断多筋，故续绝伤。

秦艽：肌纹左右交缠，故治左右偏风、筋脉疼痛之症。

杜仲：内有筋膜，人身之骨连于筋，筋连于膜，杜仲之筋膜能伸能缩，极其坚韧，故能坚人之筋骨。

竹茹：象筋脉，则清脉络之热，以和血。

橘络、栝蒌：皆能治胸膈间之结气，取橘之筋络、蒌之膜瓤，有似人胸中之膜膈，故治之也。

橘皮：腹毛形圆而红色，有似人腹之象，故二物又治人大腹之气，皆取其象也。

各物略有不同者，又在气味各别。故各归其脏腑，而主治亦异，药难尽举，当通观之。

评注

此问论用药之根、苗、首、尾、节、芽、刺、皮、心、汁、筋、瓤不同，而药性即异之理。唐氏对这十二种用药部位与形质之不同，论之精要，在中肯启处，心领神会，必然运用自如。理无他，是“取药力专注处，以与病相得而已”。即用药之部位与形质与人身之部位形质；与病机之部位与形质相吻合而治之，效可必然，揆之临床，证明确切。例举三十七种药物，分别代表十二种部位形质论治己详，希熟读原文，必有奇获，此不一一评注。兹选出其要者及未彻者与一名复出者，补注之。

麻黄发汗，麻黄根止汗，一物而用不同部位，药性则恰恰相反，古今本草家只知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唐氏以物性原理，明白通畅，论出其所以然，真论药性中一大创举，解千古之遗憾，其他亦有许多药理药性发明，读者对比诸家本草读之，自能体会深刻。

不足处，对麦芽、谷芽、豆芽，赤小豆芽之阐发，未得其根源，应补明之，此四种芽，可分两类，分谷麦芽与豆类芽而论，谷麦出芽是拆甲而出，即把“甲”字倒过来看，就明白了，芽是直出的，所以这类芽能通达甲木胆汁，入小肠助消化，并能舒发胆气下行，使不郁克脾胃，并使肝气自然上达。豆类所生之芽，成弯曲形状，象“乙”字，这类芽能入血分，通达乙木肝之气，使之曲曲上升，并能和脾胃，使土木无忤，肝气升则脾气升，所以为舒肝脾之要药。仲景薯蓣丸用大豆黄卷，是为舒肝木之气，使风气不内忤。赤小豆芽，色赤直入血中透脓，故仲景赤豆当归散用之入血排脓。槟榔皮即大腹皮，又称腹皮或腹毛，总为一物，唐氏一问中两出，用名不统一，易生歧惑。

西人称中医为“自然医”，用药为“自然药”；其疗法为“自然疗法”。此说虽带主观偏激性，但也说对了一部分。就拿论药来说吧！中医是根据天然性物理性与人的生理、病理性来论药的，投之效如桴鼓，立起沉疴，所以西医不能治之病，中医能快速治愈之。若以药物之化学分析，什么“分子式”、“结构式”，含那些“甙”、“醇”，“酶”、“糖”、“酸”、“碱”、“盐”及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来论药的话，则成了隔靴搔痒，邯郸学步了，与“自然疗法”南辕北辙也。坠入这种泥潭的人，往往中不中，西不西，叫他临床的话，成了牛吃南瓜；狗咬刺猬，不知如何下口了。当然，化学分析药品，作为参考可以，若要以它取代自然分析、物理分析中药材，决定成不了龙，配不了套，枉费心机。余这种说法，可能也带些“偏激”性，但可以说恰中时弊。

44问曰：仲景用药，有十枚、十四开、三枚、五枚等法，似其取数亦自有理。今《本草》中亦有以数得名者，如三七、三棱、八角茴、六神曲、五加皮、两头尖之类。既以数得名，岂不以数为治耶？

答曰：天地间物不外气数二者，而实则数生于气。气多者数多，气少者数少。得气之先则其数居前，得气之后则其数居后，故水生于天一，火生于地二。得气之阳则数奇，得气之阴则数偶。故何图五行之数互为生成，即其数便可测其气也。

至于用药，十枚、十四开、五枚、一枚之法，不过量药多寡以成其剂。非以此数，便乃握造化之权也。若天地生成而有此数者，如三棱、三七、八角茴、五加皮等，又因秉气之阴阳以成其数之奇偶。辨药者，即可本其数之奇偶以定药之阴阳，非其数能治病，实因其数而知其药所主治也。

三七：三七之叶，非三即七，其数不爽。盖秉木之气，故得三数，秉火之气，故得七数。与河图木火之数相合。木火之脏属肝与心，于人身司血。三七叶青，而有红筋，亦是木火之色，故其根能化瘀行血，只完其心火生血、肝木统血之令而已，能知三七之名义，则其性已得。

三棱：三棱色白，苦温行气。诸书皆用以破血中之气，以其苗叶与根，均作三楞之状，三为木数，故能入肝之血分。色白属气，味苦温，主行气，故能破气，为血中行气之品。

八角：八角茴气温，得木之气，八又木之数也，其能温中者，亦是以木疏土，木邪退而土自受益，为补土温肝之药。今人作酱必加此料，既香且温，洵合胃气。

六神曲：配方之色，合六药腐化，而为神曲，土能化物之义。土奇旺于四方，而四方又归于中土，故六药腐而为曲，功专入脾胃，消化水谷。两头尖系雄鼠屎，鼠性能穿墙穴，而其屎又两头锐利，如其寓有攻利之性，在故主攻破。此皆即其数以明其气，而主治自然不谬。

人参：又如人参一药，张景岳解为阳药，陈修园解为阴药。谓阳药者，以其益气也；谓阴药者，以其生津也。二人异论，皆因未即人参之气与数而合考之耳。余友姚次梧亲到辽东，见种人参者，皆于深林湿润处种之，可知其秉水阴之气而生。然其生也，茎必三桠，叶必五加，三五阳数也。据气与数合论之，则知人参生于阴，而成于阳。

盖润湿深林，阴也，一生人参，即成其为三五之数，则为阳矣，人身之气阳也。而生于肾水之中，由阴出阳，与参之生于阴，而成为阳者，盖无以异。故参为化津补气之圣药。盖即其数知其气，而人参之本性乃见。至于色白入肺，味甘入脾，微苦生津，微温益气，其说犹浅。

评注

此问论药必数为名者，即其数可以推知其药之性能。盖天地间万事万物，不外气，数二者，可以赅之。如来知德《易经》注：“对待者数，流行者气，主宰者理”。实则气可生数，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类，天地即气也；一二数也。但气未生水火之先，则其数又居前；得气而生水火之后，其数又居后，如地六成之，天七成之类；既天地之气，在一二之先，气可生数；一二在水火之前，气未生水火之先，生数间其中，所以数又居前，得气而生水火之后，成数地六、天七又居后。生于阳者，成于阴，生于阴者，成于阳。生为奇数，成于偶数；生为偶数，成于奇数。

总见阴阳同处一个太极，独阴独阳，只生不成，物将灭绝，其生成乃对待之数；其生成流行变化者气，所以天地万事万物之发展变化规律，总不出气，数二者，气数旺，则生成旺，气数衰，则生成衰；气数尽，则灭绝。主宰此气数者理也，占理者必兴；失理者必衰，无理者必败亡。医有医理；药有药理，医贵其通，通其理也。《河图》只是图上之数；《洛书》列九富、出五行，两者合之，称《河图》五行之数，阴阳之数，互为生成万物，所以以其数，即可测其气，以其气，即可测出该药之药理、药性也。

至于用药十枚、五枚、十四开、三两、二钱、五分等等，不过医生斟酌病情，量药多寡，以成方剂，此乃人为，非以此数，便握天地造化之气数也。但人为者；亦有可取之之处，用药量多，则得气多；用药量少，则得气少，只此意义。量多量少，必与病情吻合，不吻合者，庸医也。若认为，即其数可变化阴阳；扭转乾坤，是痴人说梦也。如若是天地自然生成则不然；以其数，即可测其气，推其理，则药性得之矣。

三七、三棱、八角茴、五加皮等：皆以数命名，非其数可以治病，但可根据其数，以测其气，以其气测出其药理、药性，则知其药主治何病也。三七之叶，非三叶，即是七叶，其数从不错出。盖秉天三之气则生木，故三为木之气；秉天七之数则成火，故七为火之气，且其叶青，木之色；叶脉色红，火之色，即其数与色论之，定为木火相生之象；而木属肝，肝藏血；火属心，心生血，其能入心肝，生新化瘀，止血行血无疑。其物之气，聚结处在根，故三七之性能，是促使肝能藏血，血若外流能止，心火生血，心功能恢复，即能生新化瘀，一药而具止血化瘀作用，不过心肝二脏之功能恢复，令行禁止也。

三棱：以其苗叶根之形状，均成三楞，故得此名。三为木之数，故入肝之血分；色白入肺，味苦性温，则入心肝行气，故定为血中行气之品。

八角茴：又名大茴，俗呼大料，色黄属土，呈八角星形，八为木之成数；其能温中者，乃木能疏土之义，功成者退，则木气退而土自受益，故成了补土温肝之药。今人作酱、炖肉，皆加此料，既香且温，与脾胃之气相合。

六神曲：味辛甘性温，乃面麸、杏仁、赤小豆、青蒿、苍耳子、红蓼六味配方，作饼蒸熟，发酵腐化而成。盖六味代表白虎、青龙、朱雀，玄武、腾蛇、勾陈六神，故曰六神曲。土能化物，土寄旺于四方；四方又归于中土，故六神曲，功专入脾胃，消化水谷。此虽人造，但象天地四方六合，并药治病，故有斯效。

五加皮：唐氏未解，今补解之，五加树枝，一枝五叶，一花五瓣，数为五加五，故名五加树，五乃土之生数，交加成十，乃土之成数，土居中央运四旁，味辛气温，故主心腹疾患，风寒湿痹，脚气痿弱，皮肤风湿，阴痿囊湿，总为以皮达皮之功多。此药红皮有刺者真，称南五加，或称红毛五加；另有一种南五加，褐皮有香气，亦可用；若皮褐色，无香味者，称北五加，有毒，切不可用。

人参：至于两头尖、人参，唐氏之解，既详且精，学者阅本文，既可通达，兹不赘。总见以数名药者，必以数求气，以气求药理、药性，参合形色气味，则主治明矣。

45问曰：神农以本草名经，而其中多及金石，递于禽兽昆虫，何也？

答曰：草木最多，故以为主名。但草木虽备五行，然其得甲乙之气较多，于人之五脏六腑气化或未尽合。故又济之以金石昆虫，而禽兽血肉之品，尤与人之血肉相近，故多滋补。比草木昆虫金石之品，更为见效，草木，植物也；昆虫，动物也。动物之攻，尤甚于植物，以其动之性本能行，而又具攻性，则较之植物本不能行者，其攻更有力也。

鳖甲：攻破肝气，去症瘕。

穿山甲：性能穿山，从地中出，故能攻疮脓使之破，又能攻坚积使之散。

水蛭：锐而善入，又能吮血，故主攻血积。

虻虫：飞而食血，故主行上下之血。

但动物皆血肉之品，入血分者多，故以上诸药皆主攻血。惟鳖甲，山甲得金水之性者，尚能兼攻气分耳。动植之物，性皆不镇静也，惟金石性本镇静，故凡安魂魄、定精神、填塞镇降，又以金石为要。

金箔：能镇心神，心神浮动赖肺气以收止之，故《内经》言肺为相傅之官，以辅相其心君也。黄金本肺金之气，以镇静其心神，与相傅之镇抚其君无以异也。朱砂之镇补心神，则直归于心，以填补之。

龙骨：亦重，能潜阳气，故亦能镇心神。

白银：能定惊，小儿惊风、孕妇胎动，多用之，乃是以肺金平肝木，以重镇制浮动也。

赤石脂、禹余粮：石中之土，又具涩性，故以之填涩肠胃。

铜：乃石中之液，色赤象血，故能入血分，性能溶铸坚凝，能故能续接筋骨，为跌打接骨之药。自然铜有火自熔入血分，熔铸接骨，尤为异品。

此等皆草木昆虫所不逮者也。至于禽兽血肉与人无异，多能补益。

猪肉：性平，则以为常食，而油润之功专于滋燥。

牛肉：性温，则能补脾胃。

鸭肉：得金水之性，则肉能滋肺。鸡得木火之性，则肉能温肝。

羊肉：膻而温肝。

羊肝：尤能入肝，以散结气。

猪肝：亦然，性比羊肝更平，盖猪为水畜，以水生木，故能治目疾。

猪肾：入肾，脊髓入髓，皆是各从其类。

猪油：猪之油网，象人身之油网，而其上之胰子油，更属润油。且归油膜，用为引导，治油膜之疾，并治膈食肠枯之病。仲景猪膏发煎，治燥屎，即此意也。

猪肤：是猪项皮，仲景以之治咽痛，亦取其引归于项之义。

鹿茸：兽之灵异无如鹿，其宿以头顾尾能通督脉。督者，肾脉，坎中一阳之主脉也。鹿生北方，得坎中一阳之气，故其督脉旺，而脊与脑髓极足。是以上发而生角，每年一换，初生则为鹿茸，茸之精气极足，为补髓、强精、壮阳、益血之圣药。但其性上行，凡是血逆火逆者，不宜用。惟血虚火弱阳不举、气不上者，乃为合宜。

鹿胎：则浑然元气，归下焦，而不上行，为种子益肾补胞宫之妙药。

龟板：龟之性伏，而其精在板，能通任脉。任为离中之阴，以下交于督，合为既济之象，故龟板益阴以滋心肾，与鹿茸确是对子。

有猛力，故强筋壮骨，虎啸风生，风从虎，故虎骨为治中风风痛之药。

兽可食者多，兹其尤功效者。凡此金石禽兽诸品，能助草木之所不递，故本草兼用之。

评注

此问论本草学科之命名，及金石昆虫禽兽之品能补草木之不逮。中药学以本草命名者，始于《神农本草经》，后世相仍，皆曰“本草”。沿其命名之始，主要是草木之药最多，以多概全，故以为名。

草木虽备阴阳五行形色气味，以调补人身之有余不足，即偏胜偏衰得到调整，使病向愈。然草木毕竟是甲乙之木，与人身之气化有时未尽合，故又济之以天地其他四行，即金石昆虫禽兽，则直接补偏救弊之功更大。而禽兽血肉之品，尤与人身之血肉相近，脏器疗法，又多直接滋养，比草木昆虫金石之品，见效更速。草木植物也，性本静而生长，静中制动；金石矿物也，静而不长，故主镇静；昆虫禽兽动物也，性动为本能，故攻利之性较大。

鳖甲：色青入肝，攻破肝气，而去癥瘕。

穿山甲：性能穿山，多从池泽中出，故能攻疮脓使之破；攻坚积使之散。

水蛭：行缓，但遇人身或其他动物之肉，则锐而善入，全身附之，吮其血，故入药到人身，不伤新血，专攻瘀血之积。

虻虫：飞而食血，上下左右不定，性主游走食血，故主治人身上下左右之血瘀。

凡食血成性之动物，本身又是血肉之躯，故入人身血分破瘀；不食血者，亦有入血分者，皆同类相聚也。

鳖甲、山甲：惟鳖甲山甲，壳甚坚硬，具金刚之性，应金水并论，既入血分，又兼入气分。

动物以动为本；植物不断生长，亦静之动，总之，性难镇静。惟金石乃矿物或化石，积亿万年挤压成形，藏于一处不动不长，养成镇静之性。凡安魂魄、定精神，填塞镇降，又以金石之药为首要。

金箔：镇心神之浮动，金主收，浮动赖肺气以收之，正成其肺相辅心君之妙，天地五行与人身五行，一气贯通也。

朱砂：色赤入心，为直接入心补心安神之妙药。

龙骨：为土中动物化石，动物本阳，潜于土中，有阳潜于阴之象，故能潜阳入阴，镇心神安肝魂之妙药。

白银：乃肺之正色正质，能平肝木以熄内风，性可镇惊，洽小儿惊风；孕妇胎动，皆能镇静之。

赤石脂、禹余粮：皆石缝中之土质，具涩性，故其质重，可降逆气，味涩可填充肠胃，涩止泻利。

铜：熔之成液，故曰石之液，能熔铸坚凝成器，色赤象血，此五行中之五行，故能入血分，以其熔铸坚凝之性，能续筋接骨；自然铜即铜矿中分离出之粗铜，因其天然熔铸之性，入血分，接骨尤妙。此等药品，皆草木昆虫禽兽所不及，故本草取用之。至于禽兽血肉之品，唐氏举例与论述，颇精要明白，兹不赘。

炮制

46问曰：《雷公炮制》一书，专以言制药之法，若有不制，则不可用之意。而仲景用药则或制或不制，五方风气不同。四川皆用生药，广东皆用制过之药，孰得孰失？请详言之。

答曰:《雷公炮制》一书为本草门中添一别解，欲以”炮制”二字争胜于各家本草，故几于药不炮制便不可服也。广东药肆炫其精洁，故炮制太过，药力太薄。四川药贱，虽极力炮制亦不能得重价，故卖药者无意求精，然皆偏也。药有当生用者，乃一定之理，未可一律论也。

如仲景炙甘草汤取其益胃，则用炙而气升；芍药甘草汤取其平胃，则用生而气平；甘草干姜汤、侧柏叶汤，其姜皆炮过，则温而不烈；四逆、理中，则干姜不炮，取其气烈，乃能去寒；

附子：古用火炮，正是去其毒也，或解为助附子之热，非也。予四川人，知四川彰明县采制附子，必用盐腌，其腌附子之盐，食之毒人至死，并无药可解。可知附子之毒甚矣，然将腌附子之盐放于竹筒中，用火烧过则无毒，入补肾药又温而不烈，反为良药。据此则知，仲景炮附子亦是制其毒也，其用生附又是以毒追风，毒因毒用，一生一炮，有一定之理。读《金匮》者，可考而别之。

葶苈：不炒则不香，不能散，故必炒用。

苏子、白芥：必炒用，与此同意。

半夏、南星：非制不用，去其毒也。

礞石：必用火硝煅过，性始能发，乃能坠痰，不则石质不化，药性不发，又毒不散故必用煅。

山甲：不炒珠，则药性不发。

鸡金：不煅，其性亦不发。

古铜钱、花蕊石：均非煅不行，乃世不察，而今言炮制。

朱砂：有朱砂亦用火煅者，不知朱砂中含银水，煅则水走，失朱砂之性矣。

地黄：用砂仁、生姜酒煮，反寒为温，殊失药性。

童便：煎作秋石以为滋阴，实则大咸走血，反能发热，毫非童便本性。

熟地：烧炭则燥，安有滋润之功？

银花炭、槐花炭：轻虚之质，火气之余，故反能退火，与熟地炭有别。此最当审，未能尽述。

大抵性平之药不可太制，以竭其力；性猛峻有毒者，非制不堪用。且有制得其宜而功益妙者，是在善于审量也。

大黄：有如大黄直走下焦，用酒炒至黑色，则质轻味淡能上清头目，不速下也。

熟地：独黄丸杂以他药，九蒸九晒，清润而不攻下，名清宁丸，真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之意。

巴豆：悍利，西洋人烘取去油，变其辛烈之味，为焦香，名曰咖啡茶。消食利肠胃并不攻泻，真善制巴豆者也。外利用巴豆为末，

雄黄：加雄黄炒至黑色为乌金膏。化腐肉妙不伤好肉，皆是善于制药之法。

总之用其长而去其短，善炮制者也；损其长而益其短，不善炮制者也。

评注

此问论药有宜炮制用者；有宜生用者之理。中药炮制专著，首推《雷公炮制论》三卷，系刘宋时雷敩撰，非黄帝时之雷公也。考此书自元以后，已失单行传本，惟李时珍《本草纲目》转载差详，至于今传之《雷公炮制药性解》六卷，题名李中梓撰，乃伪托。考李氏著作只有《伤寒括要》、《内经知要》，《本草通原》、《医宗必读》，《颐生微论》五种，载于医史，人所共鉴。独无此书，且构思与文气与李氏五种不一贯，定为伪讬无疑。至于中药有炮制，非起于雷敩，仲景书所用之药，已有炮制之者。而雷敩几于药不炮制，便不可服，在本草中独树炮制一帜，以便沽名钓誉，争奇夺艳，哗众取宠。

附子、马钱子：若大毒之药，必须炮制，以去其毒，生者决不能服。附子，马钱子之类。

怀山药：若和平之药，炮制后失其本性，用之等于不用，故以用生药为性全有效，如代赭石，怀山药之类。

但亦有取其作用不同，而炮制用者，如唐氏所举仲景用炙甘草、生甘草，炮姜、干姜诸方之作用不同，颇具深义。关于炮制之法，唐氏所举尚有遗义，兹以陈嘉谟《本草蒙筌》补之。

陈氏曰：“制药贵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火制四，煅、炮、炙、炒也；水制三，渍，泡、洗也；水火共制，蒸、煮二者焉。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而软坚；用醋注肝而住痛；童便制除劣性而降下，米泔制去燥性而和中；乳制润枯生血；蜜制甘缓益元；陈壁土制，藉土气以补中州；面煨，面制，抑酷性勿伤上膈，乌豆汤，甘草汤渍瀑，并解毒，致令和平；羊酥油，猪脂油涂烧，咸渗骨容易脆断；去穰者免胀，抽心者除烦，大概其陈，初学熟玩。”

附子火炮去毒相宜，唐氏论之颇详，但尚有遗义，如火炮不透，中留白心之饮片，服之亦可使人中毒，迄今仍无药可解，迅速死亡。化学分析谓系“乌头碱”中毒身亡，处方用药者，即医家病家都不可不慎，凡有附子、乌头，天雄之处方，必须查检饮片，是否中留白心，以防意外。

唐氏又举出生附子，“以毒追风，毒因毒用，一生一炮，有一定之理，读《金匮》者，可考而别之”。实则加以否定附子有毒。用生附子者，岂止《金匮》有，而《伤寒论》上亦更多，如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通脉四逆汤、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干姜附子汤、白通汤、白通加猪胆汁汤等等，皆用生附子，迄今仍属疑案。历代医家，谁敢用生附子，皆以炮附子代之。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内经》、《伤寒》，亦应如是观，决不能死于句下，误己误人。唐氏对此，未能透达，故应补充以明白之。（按：现代经方家亦有用生附子者，用量少，药效强。）葶苈子、苏子、白芥子等不炒，不但性不发，更无搜刮降下之力；

半夏、南星：半夏、南星之制，是去其辣味，以免麻醉中毒。

礞石：必同火硝共煅，不然如用石块，不起作用。

鸡内金：乃鸡之脾胃，能消化石块钢铁等硬物，赖其层内有特制浠盐酸之故，如煅之浠盐酸飞去，只有活动脾胃，以助消化之功，并无化硬物去瘀血之效，又以生用为佳，此唐氏沿旧说，未深查之失也。

古铜钱、花蕊石：不煅，其性不出，何能化蒙衣、化瘀血呢。

朱砂：若朱砂煅之，水银一走，只剩下硫磺残渣，全失朱砂之本性。

山药、熟地：山药炒之，其汁已枯，无滋阴之效，地黄炒之成炭亦然。

秋石：大咸发火，不能滋阴等等，皆失制药之义，所以宜生用为佳。

银花炭、槐花炭，栀子炭等：本轻虚之质，炒之乃火气之余，更能浮走上焦，加强退火止衄之功。

大黄、清宁丸、乌金膏：唐氏论其制法之妙，颇中肯启，不一一评注。

惟对巴豆、咖啡茶之解有误，巴豆属大戟科；咖啡豆属茜草科，本为炯然不同之两物，唐氏混为一物，药性不同，其结论自然谬误。但最后，唐氏对炮制之总结很好，“总之用其长而去其短，善炮制者也；损其长而益其短，不善炮制者也”。要言不烦，学者谨记。

相反

47问曰:《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贝蔹蒌桔攻乌，藻戟遂芫均战草，诸参辛芍反藜芦。又有十七忌，十九畏，宜恪守乎？

答曰:性之反者，如水火冰炭之不容，故不可同用。然仲景有甘遂甘草同用者，又取其相战以成功，后人识力不及，总以不用为是。至于相畏相使，可不必论，相忌亦难尽拘。然服麻黄、细辛忌油腻，服蜜与地黄忌葱白，服黄腊忌鸡肉，此皆大不宜者，在所当忌，不可不知。

评注

此问主要论述药之相反，兼论其他。唐氏依旧说，对此问无多大发明。盖相反之药甚多，所问十八反，乃其最著者，如同用之，病人反映振荡极大，难于支持，易引起病情恶化，甚至达到危险地步，所以为医者应熟记，不要同用为谨慎。然古方多有相反之药同用者，如仲景甘遂半夏汤中，则甘遂与甘草同用，取其相激战以成功，后人识力不及，也不愿担此风险者，总以不用为佳，免发生意外。

至于为什么相反之理，乃是药性如冰炭水火之相反也，如半夏，瓜萎，贝母，白蔹，白芨性皆主降下收敛，而乌头、乌啄之性主发散追风，一个要降下收敛，一个要上冲发散，性情恰恰相反，如一同共事，定然相互冲突，达到激战程度，病人何能支持。海藻、大戟、甘遂、芫花，皆是逐水去痰猛药，走而不守，有斩关夺门之功，甘草乃补土制水之药，一个要急走；一个守而不走，性情恰好相反，一起共事，必然激战。

但大枣、黄芪同样味甘补土，何以藻戟遂芫不与枣芪作战，只与甘草为敌呢？此中寓有妙理，因甘草纯甘，为补脾胃之正药，甘以缓之，可缓肝之急；缓诸药之急而燮理阴阳，使归于平，但此只能对一般性近和平之药有效，如对藻戟遂芫走窜性过猛之药，性正相嫉，且引起反作用而激战。

大枣：皮红肉黄，皮辛肉甘，补土中有发散作用，与藻戟遂芫在补土上有矛盾，但发散游移，可避四药之锐势，故相反而不反。

黄芪：味亦纯甘，但中多孔窍，补土中有升散之力，且作用比四药缓慢，四药已起作用后，芪才起作用，因快慢升散游移之别，能避四药锐势，所以成了反而不反。

甘草：甘草则不同，功专补脾胃，入胃即起作用，正好针锋相对，无所避讳，故不可同用。

藜芦：味苦辛性寒，服细末少许，入胃即吐，为涌吐之剧药，因其毒性刺激胃气胃液，上逆涌出所致。

人参、沙参、苦参、丹参、元参：诸参指人参、沙参、苦参、丹参、元参等五参而言，凡药名参者，乃参于天地之间，于人皆具补性，有补气生津之义寓焉，但补气生津之药，性较缓，藜芦上涌之性急，缓急之间，产生矛盾，急者嫌缓者迟钝，供水津不上，故咄而斥之；缓者嫌急者过急，亦怠惰以抗之，故同服以后，必引起激战，使人难于支持。

细辛：同理细辛大辛，入肾走散风寒；藜芦入肝肺胃引吐风痰，细辛不引水以助之，藜芦引痰水而乏浠湿之水源，互相嫌恶，攻击相反。

白芍：敛阴使水下行，藜芦引痰水上行，亦互相嫌恶，攻击相反。

但诸参辛芍不与甜瓜蒂、常山、胆矾等催吐药相反，而只与藜芦为敌，何故？因其他催吐药之性较缓，不如藜芦过急，它们之间虽同有相反一面，缓可调济冲突；与藜芦根本无缓和作用，非激战不可。此十八反之由来，古人从实验中来，只传当然；未细论过所以然，今费词而首次阐明之，使今后学者，层次升高一些，既知当然，又知所以然之理，于用药上，自觉遵守，或有所助益焉。至于十七忌，无所考。

服药禁忌甚多，岂止十七，服药食忌已达数百种，今人难于照办，实验之亦不抵触。大抵病人想吃什么，定然脏腑虚损，急需该物该味来补充，所以无害而有益；相反则有害而无益。

唐氏所举四忌，皆从实验中来，必须忌，不能同食，食后心烦汗出，莫可支持。其中亦有道理，兹引而不发，使学者运用医理药理，自行推阐，一隅三反也。十九畏有歌诀，兹不引，是此药受彼药控制，如下畏上一样，完全可以同用，使相制敬畏以成功也，且不可拘于旧说不可同用也。

其他还有单用、相须、相使、相恶、相杀等，合之为药之七情，兹引李时珍之说以补充完美之，

李氏曰：“药有七情：独行者，单方，不相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恶者，夺我之能也；相畏者，受彼之制也，相反者，两不相合也；相杀者，制彼之毒也。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用者识悟耳”。

按：药有七情；人亦有七情，情投意合，相须相使也；情乖意违，相恶相反也；情浅意薄，相畏相杀也。医者常识此，则用药处方，自然神妙合拍。

引经

48问曰:《本草》有引经之药，如羌活麻黄入太阳经，白芷、粉葛入阳明经；柴胡入少阳经；白芍入厥阴经；甘草入太阴，以为引经报使；细辛入少阴经，以为引经入使。用药之捷径也，有是理乎？

答曰:分经用药为仲景之大法，故伤寒论以六经括病，诚为治病用药一定之门径也。惜引经之药拘守数药，未能尽妙。盖本于天地之六气，而生人身之脏腑。有脏腑然后生经脉，即有气化往来出入于其间。不得单于经脉论之，果能将脏腑气化经脉合而论之，以求药性之主治，则得仲景分经用药之妙，岂守引经报使之浅说哉？有如葛根，仲景用治太阳痉病，而后人以为阳明引经，皆未深考耳。吾所论各条已寓引经之义，通观自明，兹不再赘。

评注

此间论引经药之含义与出入。唐氏此论颇超，提倡分经用药，诚仲景之遗规，应恪守其法。引经须浅，但其中寓有之奥理，迄今还未阐发出来。引经药创始于金元时之张元素，经李东垣补之，终未达到化境，故使手足三阴三阳之引经药，定出而不统一，互相矛盾，原因是理路不通，政出多门引起的。今据理一一正之，可为今后之学者，指出一条用药处方之光明捷径。

首先要分清归经，引经之别，凡药不管其气味形色质如何，皆首先入胃，然后才能分别归于何经，何脏、何腑，因五脏六腑，各有所欲，如

酸味入肝，苦味入心，辛味入肺，咸味入肾，甘味入脾。

温气归肝，热气归心，凉气归肺，寒气归肾，平气归脾。

青色入肝，红色入心，白色入肺，黑色入肾，黄色入脾。

归与入一义也，药具以上诸种味气色等，可归入各自之脏及相为表里之腑。如生地黄，味甘苦性寒色黄，色黄入脾，甘味归脾胃；苦味归心小肠，性寒归肾膀胱达于肝胆，所以归经应归太阴经、少阴经。其余诸药，可准此以推之。但归经之药性有缓有急，缓者有时找不到路，而乱走一起，所以必须引经之药作导游，则见效快。引经药即归经药中性轻捷而富走窜性者，所以引经药加入，因其性敏捷走窜，很快引入该经而起作用。

张元素、李东垣虽为引经报使药之创始与守成者，因未达到高峰境界，所以列出之引经药中，往往混入归经药。如手太阳小肠；足太阳膀胱引经药，上羌活，下黄柏，羌活辛温微苦，根与藤蔓皆长，似太阳经脉，性又敏捷走窜，定为太阳引经药诚是，若黄柏苦寒，性龟缩行动慢，只能归经，何能引经报使。同理阳明引经药，上升麻、白芷，下石膏，升麻白芷引经固是，石膏入腑则可，引经不洽当。少阳之柴胡，青皮固是，因皆具升降走窜之性。太阴上白芍；下桔梗，更是上下颠倒，且白芍有酸敛之性，何能引经。少阴上黄连，下知母，皆属迟缓之品，只能归经；何能引经。厥阴上青皮，下柴胡，又是上下颠倒。

观李东垣引经主治，对者固有，错者不少，皆未划清引经归经界限，不明药性有迟缓与走窜迅速之别，必然犯主观乱点鸳鸯谱之错误。今更正如下：因手经与足经连结，并为六经引经药，

羌活、藁本、麻黄：入太阳经。

升麻、白芷、葛根：入阳明经。

柴胡、青皮： 入少阳经。

苍术、桔梗、甘草：入太阴经。

细辛、独活、肉桂：入少阴经。

柴胡、青皮、川芎：入厥阴经。

唐氏谓“吾所论各条，已寓引经之义，通观自明”，盖亦未明归经与引经之别，余受其启悟，结合临床实际，反复揣摩寻思，得此划分结论，当否，就教高明。

六经

49问曰:六经六气本于《内经》明于仲景，能知经气则病药之理悉具。六气者，风寒湿燥火热也。治风之药有寒有热，治湿之药有寒有热，治燥火热三气之药，又似混同而无则，何也？

答曰：火者，地气也；热者，天气也；寒者，天气也；湿者，地气也；风者，阴阳相应之气也；燥者，阴阳消耗之气也；故有不同。

评注

此问论六气之不同，为六气之提纲。能知六经六气，则病机与药物治病之理悉明，唐氏对此颇有发明，在以下诸问要分别详申，兹不先作评论与注释，待后一一补解。

50问曰:六气之论未有如是之说者，益滋疑矣。试详言之，请先问风气。

答曰:西洋天学家言空中之气有冷热二种，故能起风，因空气热则涨而上升，他处冷空气即来补之。试于室中加热，门之上下各有孔，则上孔之气必外出，下孔之气必内入，成风之理与此同也。

因此能成两种风：一为自冷处吹向热处之风，如热带内气候常热则气涨而升，南北两极气候常冷，则南北两极生风，吹向热带去；一为自热处吹向冷处之风，会于热带，乃复散而回转，吹向冷处，转回两极。二者旋还不已，中国冬日则热带在南，故风从北吹往南去；夏日则热带转北，故风从南吹回北方。

余按吹往南者，是阳极而阴生，以阴从阳，如《周易》之巽卦是矣。《周易》巽为风，正是阳极于上，阴生于下。热带在南，而风生于北，故其卦二阳在上，而一阴在下也。吹往北者，是阴极而阳生，以阳复阴，如《周易》之震卦是矣。

《周易》震卦不作风解。然《内经》云东方生风，在《周易》震卦属东方，二阴极于上，而一阳生于下，应春风阳回阴退之象。春分热带渐移向北，其风均从热带吹至北来，春夏所以多南风也，阳回阴退，于卦象震，震东方也。故《内经》言东方生风，其义颇确。

评注

此问论风生之由来。唐氏汇通中西之说，阐明风气所生之由来，可谓中医改革家之第一人也，披荆斩棘，开拓前进，值得赞许。限于清末，西学东渐，处于萌芽时期，条件所限，措词或有欠妥之处，但大意正确，实为难得，比虚谈风气者，高出几个层次。

盖自然界之风，皆是空气流动而来，流动力小为清风、微风；流动力大为大风、飓风，其空气流动之由，是某地受太阳光照射，空气受热膨涨，质量变小，重量变轻，浮而上升，他处之冷空气流来填补，即产生风气。室内生火之理亦然，火将空气烤热上升，室外之冷空气，即由室下之孔隙流入室内填补，不从室上之孔隙流入者，因室上之孔为热空气所充，压力大，迸往外走，室外冷空气压力小，无法挤入。热带在地球赤道附近，终年近日，受日光直射时间较长，空气受热膨涨力特大，上升较快。

中国在赤道北，为亚热带及温带地方，冬日太阳直射移到赤道以南，中国则天冷降温，冷空气从北极开始往南走，即是刮的北风，夏日太阳直射往赤道以北移，中国由南到北渐热，空气受热上升，冷空气从南极移来填补，吹的是南风。其他如东风是由东半球吹来，西风是由西半球吹来，其理皆同，乃地球自转、周转，有偏东、偏西之别。唐氏用热带北移南移之词不妥，温带、热带，寒带是固定不变的，变的是太阳直射气温高，斜射气温低，日照时间长气温高，日照时间短气温低，两者排列组合起来决定气温与风向。

参合中国《周易》、《内经》之说，亦完全吻合，因这两部经典是中国古人经过长期观察，反复实践得出的结论。《易》以巽为风，此风代表北风、烈风，巽卦乃二阳在上，一阴生于下，二阳代表南方热空气上升之义；一阴代表北方之冷空气往南填补，恰好是冬日北风吹之写照。

《易》又以震卦代表东方，乃二阴在上，一阳生于下，表示阴极于上，阳生于下，即以阳复阴之象，《内经》云“东方生风”，恰是北方变热，使冷空气受热上升，而南极之冷空气流来填补之义。因中国位于北半球东面，风从南极来，恰是先经过东方，即中国春天，再经过南方，即中国夏天，在中国即是阳回阴退之象。

近代科学与《同易》、《内经》之理，不谋而合，同时也证实了这两部经典之科学性，益叹中国文化科学发展之早也。风之由来，中西之说一致，就是所用之术语不同耳。

51问曰:人身之肝木，司风气，不应巽卦而应震卦。与《内经》合，而与《周易》不合，何也？

答曰:《周易》巽卦是冷处吹向热处之风，乃烈风暴风，非人身之和风，中人则为中风、抽风。于风为常象，而于人为变病，非人身和畅之风也。《内经》所指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主人身之风气，则是阴退阳回之象，与震卦合德。故论人身肝木司风之气化，当从《内经》东方生风之说。

盖风者，东方之气，于卦为震，上二阴而下一阳即阴极阳生之象。在人属厥阴肝经，厥者，尽也，逆也。阴尽而阳生，极而复返，故曰厥阴。所以《内经》言厥阴中见相火，是阳生于阴中，有象乎震，而成为肝主风木之脏。其体阴而其用阳，阳有余则生热风，阴有余则生寒风。故凡中风、伤风，或为热风，或为寒风，或热深厥深，为外寒内热，或阴搏阳回为左旋右转，皆系风木本脏之病。或发于四肢，或上于巅顶，是又厥阴经脉之病。

今且将药逐论之，肝之经脉与胆经同路而行，但分表里。然皆由身侧上项入脑，至巅顶。故凡：

柴胡、蔓荆：能引少阳经者，皆能引入肝经以上于头，而散风邪。

苍耳：有芒角，得风气所生之物，乃应东方勾芒之象。其质又轻，故入肝经，散头目之风；而味苦，又兼清热。

钩藤：有钩刺，亦入肝经，然系枝蔓，多主四达，故治肝筋脉之风热。

巡骨风、五加皮：皆有毛，性辛温，故能散肝经之风寒，祛周身之痹痛。

川芎：气温，温者阴中之阳，恰是风木本气，故入肝经。其气走窜，而根性又主上升，故能至于巅顶以散风寒。

亦有性不上升，而能上治头痛者，仲景头痛如破用吴茱萸，此物速降，性不上头，然能降肝胃之寒，使不上充于头，此为治脏腑而经脉自治也。

天麻：有风不动，无风独摇，其摇者，木之和气也；其不动者，金之刚气也；气微温木也；味微辛，金也。是木受金制，金木合德之物。一茎直上，子复还筒而归根，所以能通阳和阴，治头目定惊痫。夫子复还筒而归根，正如西洋所谓风起于冷处，吹至热带，复还而吹向两极也。故以天麻为治风正药。夫人得间气而生者，为奇人；药得间气而生者，为奇药。如天麻之木得金性，是间气也，故为治风妙药。

白头翁：亦无风独摇，有风不动。盖白头翁通身有毛，一茎直上，与天麻同，知其皆得风木条达之气，故无风能摇。其色纯白，是得金性，故有风不动。但其味苦，是治热风之妙药。仲景治产后中风，及痢疾后重者，是取其熄风火、达肝阳也。羌独活皆一茎直上，有风不动，但味太辛，气太温，能散寒风，力甚于天麻，而兼能燥湿，不如天麻之刚柔得中也。

桑寄生：味酸枝繁，具木之性而生于桑上，桑者木中之金，寄生附之独得金木之间气，且根不粘土，纯感风气而生，为清散风木之妙药。僵蚕得风而僵，故治风痉等症。

槐枝、桑枝：风淫末疾，四肢麻木疼痛，用桂枝以散寒风，用槐枝、桑枝以散热风，以枝横行，故能四达。肝主筋，风在筋脉。

秦艽：用秦艽有筋纹者为引，味又辛散，故能温散筋脉。

续断：亦有筋，故皆主治筋脉，但秦艽纹左右扭转，利于左右相交，续断筋纹如骨节相连，故主接筋骨，去骨节间之风寒。

杜仲：有膜坚韧而不断，象人身之筋膜。盖人身两肾之中一条白膜。上生而为肝中之大膈膜，由肝肠串插生出肉外，包周身之瘦肉，其瘦肉两头则生筋，筋又着于骨节之间。杜仲有膜，象人身之筋膜，故入肝肾，强筋骨也。肝脉下走足，脾又主筋，干湿脚气皆筋受病；《内经》云风胜湿，肝失风木之令，不能疏土，故湿流注。所以西医言，凡是脚气其尿必酸，木瓜酸收去湿，故治之。

苡仁：但治湿，宜兼风药治之。

虎胫骨：辛温，以金平木，治风寒脚气，风从虎，虎应西方七宿，金制木也。

阿胶、龟板、地黄：干脚气是风热，宜阿胶、龟板、地黄益阴气使阳不动，以还其厥阴之木体。

玉竹：柔润熄风，亦是此意。故谚云：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血足则肝阳不动，而风自熄。痛风症亦有寒风，有热风，伤热风则走痛，风鼓动而血不静也；伤寒风则痹痛血，寒凝而气不通也，均责其血。观仲景红蓝花治风气百疾，则知治风先治血之理。虫感风化，凡疮癣有虫者，皆是血留滞，遇肝风熏发则化虫。故用荆防以散风，归地以和血，外用椒矾以杀虫。痨虫生于脏腑，瘀血得风而化者也。

鳗鱼：蛇类，又曲直形长，是得木气，居水色白，是又得金气。据其形色论，是木遇金水而化生者也。

痨虫：属风木所化，遇鳗鱼之气味则感金水而消化矣，故治痨虫，其骨能熏蚊化为水，此皆秉间气而生之灵物也。

獭肝：亦然。其数应目，专得金水之精，故化风木所生之痨虫，皆治风木所化者也。若风从湿化而生之虫，如仲景吐蛔用乌梅丸，是治风湿之虫也。

乌梅：以敛阳，花椒以化阴，而风湿之虫自化。观乌梅丸，寒热互用，则知阳动阴应则风生，反阳入阴则风熄。故阳气怫郁之微风宜散，薄荷、荆芥、防风、紫苏、柴胡之类是矣；阴气遏抑之暴风则宜温，附子、川乌、白附子之类是矣。六经惟厥阴经阴中有阳，故有热深厥亦深之病。风温重证往往有此，法当但清其热，犀角、羚羊、牛黄以透达之，外寒内热，此如西洋所说热极于室中，则引寒风入户穴之义，故但当撤其热而风自不来。

羚羊角：筋缩抽扯者，热风也，宜羚羊角，此物角挂树梢身悬而睡，知其筋最直，角尤其精气所在，故性微寒，功专舒筋。

虎睛：左右抽掣者，正如西洋所说热带往南则北风至，热带往北则南风至，循环而不能息也，故以秦艽之左右交者为引，以虎睛之能定风者为治。

左右偏风，理皆如此，定风如白头翁、天麻、羚羊皆可用之。筋缓不收，又是寒，必风也，宜桂附论者，不可稍混。

评注

此问主要论风木之脏及风症辨证用药法。唐氏是清朝进士，是一个大知识分子，研究医学最深刻，是求实派，决不空谈，落实了许多医学上的疑难问题，所以心得发明不少，所引经文，皆解之平易，使人一听便懂，达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之目的。如解《周易》与《内经》论风之矛盾，只用数语，自然中的。因为《周易》所举乃天地之风也，必以其最有权威者代表之，故为巽卦；《内经》所举乃天人合一之和风，用以生物育物，而以东方以木代表之，故为震卦，象阴退阳回，大地回春之象。盖肝乃天上之风气所生，属木位于东方，故其秉性在人身总管风气，六气生人身之六经，则肝属厥阴经，厥者、尽也、逆也、谓其阴气到此将尽、必尽；阳气逆而始生，将兴、将旺，兴亡更替，斗争激烈之经也，恰合《易经》震卦之义，乃二阴在上，一阳生于下之义吻合。又与《内经》“厥阴中见少阳”，即阳始生于阴中之义一致。

而厥阴肝经，毕竟是阴多阳少，但阴是主退，主尽，虽多何惧；阳是主进、主兴，虽少可畏，必然阴阳相争，互有胜负、进退、错综复杂之脏。故曰“其体阴，其用阳”，阳胜有余则生热风；阴胜有余则生寒风。在病上，凡是中风、伤风，必与人身肝脏同气相引，或为热风；或为寒风，转化不一。或为热深厥深，即热风入于内与肝阳相团结，驱寒于外，症现外寒内热。或阴搏阳回，即阴缩阳伸；阳搏阴回，即阳缩阴伸，症现左旋右转；右旋左转之象。揆之以上数者，皆系肝木本脏之病，外因中风、伤风，若内之肝脏无虚损，则不会产生以上所举数症，所谓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以根据为主，决定此为肝风木本脏之病耳。另外，或发于四肢，或发于巅顶，则又属于厥阴之经脉、经别、筋经所到之处的病变。

柴胡、蔓荆子：厥阴之病症，或为本脏之病，或为经脉之病；或为本脏与经脉合病并病，三者既明，则需要用药治之，故下面逐论药法。肝之经脉与胆之经脉，同路偕行，不过肝经为阴，行于里；胆经为阳，行于表，然皆行于人身之两侧，上项入脑至巅顶，所以柴胡，蔓荆子之类药物，能入胆经者，同样能入肝经，以上于头，而散风邪。

苍耳：唐氏前段之论述精确，后段说味苦清热则非也。盖苍耳味甘性温，是治寒风之药。

钩藤：钩藤是长在枝上之钩刺，主达四肢，但其质轻，故亦能上达巅顶，味甘性微寒，故可清肝经之风热，但此药之老钩力钝无效；嫩钩力锐有效，只煎一二沸，药力即出，久煎又失效，不可不知。

巡骨风、五加皮、川芎：皆是辛温之品，前二味之饮片应有毛刺，是秉金木之气以祛风，皮又入皮肉筋骨以搜风，故可去周身之痹痛。

川芎：乃用根，秉上升之性，气极走窜，迅忽上至巅顶，和血搜风，三物皆散风寒之药，以其性温也。还有不上头顶，而治头痛如破、口吐涎沫者，如吴茱萸是也，本为未成熟之木果，辛苦而温，其降浊之力甚速，性不上头，能散降肝脾胃肾之寒邪，使不上冲于头，则头痛吐涎自愈，此为上病下取之治法，仲景吴茱萸汤是其代表方剂也。

天麻：唐氏对天麻之解最精，学者细玩领悟，此为治风之正药，不管寒热温平之风症皆可用，其性不全在微温微辛上，主要在形质特性上。至于提到“间气”问题，间气是五行相克之间所产生的气，一种微妙的，全新的气称间气，所以说人得间气者为奇人，物得间气者为奇物、奇药。

拿天麻来说吧，本为草木植物，得木气而生，一茎独上，肥大之茎根部又甚软，在无风实则微风中，来回摇动；有风则偏于一边，无回荡之力，所以不动，得木之和气，所以以柔克刚，反能制服风而息风；根茎微带白色、中空，质半透明似塑胶而硬，此乃得金之气而成也，木得金可以相克而成器，金木合德，正为得间气之奇药。

拿人来说，“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艰难困若，正可磨炼成材，“木旺金逢旺，官袍必挂身”，楝梁之材，正是这样来的，相反相成，所以说人得间气者，必为奇人。

白头翁：可与25问之正文及评注中参看，自能全面。羌独活，性似天麻，但辛温燥烈过甚，散风寒而燥湿之力过猛，有伤津动血之弊，而天麻则无此弊，是刚柔适中的奇药。

桑寄生：唐氏对桑寄生之解亦中的，但此物妙在生长上，善吸他物之营养而生；吸天阳而长，除能散风之外，还有补性，可补肺中之气而畅呼吸；补胎气以固胎，补肝肾之气而利腰背。蚕最怕风，养蚕者必严密其室，使不漏风，故称密室为蚕室，由来于此。蚕是最有灵感之物，养蚕者如对其纳鞋底、理线，或传播呆死人之消息，当晚蚕则在筐边吐丝绞颈而吊死，故养蚕家之忌讳很多。蚕遇风则僵死，放僵蚕以其灵敏度引风药到病处而祛之；自身因得风气，以风治风而愈痉症。

槐枝、桑枝：枝达四肢，故桂枝可达四肢祛风寒；槐枝，桑枝达四肢祛风热，物以类聚也。

秦艽：乃草根，其筋纹左右交纽，味辛苦性平，故可祛人身左右之偏风，为祛风润药，唐氏谓辛温不确，但治筋病乃的论。

续断：亦草根，其筋乃节与节相连，故主续筋骨之断裂，味辛苦性温，又主去骨节间风寒。

杜仲：杜仲之解，唐氏已精详明畅，兹不赘。

木瓜：味酸气香，故可强肝筋而去湿，以治湿注之脚气与腿转筋。

苡仁：乃淡渗去湿之物，故加风药同服则风湿并治。

虎胫骨：虎乃西方金神，“云从龙，风从虎”，金克风木，为治风之对宫药，以其骨之各部位，治各部位之风神效，不管风之寒热，皆可用，如治脚气，以后掌骨为最效。虎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濒临灭绝，价钱昂贵，故市场上伪虎骨甚多，辨别法，以骨置地，唤狗嗅之，狗一嗅立刻受惊，夹起尾巴就跑，连头都不敢回者为真，否则是其他兽骨之伪制品也。虎为兽中之王，虎死不倒威，其威灵在骨中亦残存之故也。

阿胶、龟板、地黄、玉竹：干脚气是风热，宜阿胶、龟板、地黄、玉竹之类，柔润息风，目的是使阳热之风不动，滋阴以配阳，以还其厥阴体阴含阳之本色。

是“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之将军之官的写照。大医学家，必具帅才，此之谓也。医书上说：“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息”。其理无外，乎，血足则肝阳不动，而风自息，但对血行未作理解。盖风之所生，原于供血不足，血不足，流行迟滞，肝阳必亢，郁而生火，火动风生，一补血行血滞，其风自息，故日血行风自息。

痛风症，有寒热之别：血不足伤热风，风鼓动其血则不静，故热风走痛，不定部位；血不足伤寒风，寒凝血脉，风又鼓动其血，攻冲之间而气不通，故痹痛不移位置，均责之于血不足，而有或热或寒之别焉。仲景红兰花酒，治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即知治风行血之理。

古人为条件所限，观察人体寄生虫，皆由风化。盖风主长养万物，当然也包括寄生虫在内，人身某处一虚，血行滞塞，肝风从中鼓动培养之，则虫生矣，疮癣之虫，由此而来；其他脏腑之虫，亦由此而来，称痨虫。惟肠胃之蛔虫来源于湿滞，肝风从湿滞中薰化培植而成，今则以为是传染而来，如人身不虚，气血和畅通行，纵有传染，凭自身抗邪免疫之力，亦能将其驱出或消灭于内，肝风何能助其滋长呢！但第一个寄生虫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还是中医之解释，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古人抓住了虫之生长根源，所以施治效果颇佳。治疮癣之虫，内服和血祛风之药，以绝其生长根源，外用杀虫药以治其标。

鳗鱼、獭肝：治痨虫用祛风润燥通血脉而杀虫之鳗鱼，獭肝，皆秉木金水而生之奇物，且以食虫鱼为习性，所以能杀虫。

乌梅：治蛔虫，仲景用乌梅丸，乌梅可以敛阳息风，缩蛔化虫，花椒化阴燥湿，使虫无生长之条件，故能自化，且乌梅丸妙在寒热之药同用，阴阳并治，因阳动阴应，一流动则生风，阳潜入阴，阴阳和平则风息。其药理之妙、经唐氏阐发亦显，超出诸家之解乌梅丸远矣。

阳气怫郁，即怫郁于头身四肢某处不散，火怫郁则风生，此风从热处即东南方吹来，故曰微风，则宜散之，诸辛散之药，如薄荷、荆芥、防风、紫苏、柴胡之类，皆可相其微热，微寒而选用之。阴遏之暴风，由冷处吹向热处，即从肾肝吹来，则宜大温而散之，附子、川乌，白附子之类皆可用。

六经厥，少二经，皆阴中有阳，非止厥阴经也。但少阴经中之阴，是坎水中含阳；离火中含阴，不是错杂之阴阳，病从寒化、热化，非常明显。只有厥阴经，以阴为主体，其阳是初生之少阳，阴气掌权，阳气为初生之犊不怕虎，锐气很盛，与之争斗，互有进退，寒热则错杂其间，变化迅速，所以有热深厥深之病，既内热外寒，上寒下热，内寒外热，上热下寒等病出现，总之非常复杂。风温本为肝气变化之常见病，治法但清其热，即可解决，因热为本，寒为标吗！撤其热则寒自去。

犀角、羚羊角、牛黄：均有清热透达邪气之功，故用之特效。其中犀角、牛黄是透达手厥阴心包络之热；羚羊角是清透足厥阴肝经之热，此又当分。

外寒内热，喻为冬天室内生火炉，室内热极，室外冷极，冷风从户穴窜入，来势凶猛，所谓“针眼大的窟隆，斗大的风”一样。治法：一是堵其窟隆，二是撤其内火，温度平衡，何风之有。

仲景侯氏黑散，填窍息风之法，即第一种治法，故药须冷服，冷饮、冷食，见效迟缓，不如撤内热，立刻见效。热灼其筋，津液枯，不能润筋，必发抽扯，此为热风，宜羚羊角舒筋以祛风热。唐氏对羚羊角之解很好，宜心领神会，至于解为角中有木胎，故入肝祛风之说，比唐氏之解格下一筹，唐氏为近代医学大师，当之无愧。

至于左右抽掣，来回转换，与自然界之太阳光直射往南，则北风至；直射往北，则南风至，循环不息，理由一样。人身之太阳，心也，热力贯注于左，则右边之风吹来；贯注于右，则左边之风吹来；贯注于上，则下边之风吹来；贯注于下，则上边之风吹来。但风之总管肝经也，五脏皆有风，均受肝经之管理、指挥，调度，《难经》早有明文。故治风以治肝经为本，其余为标。如治左右循环不已之偏风，秦艽之筋纹左右交纽，故可作为引经药，

虎睛：为虎之精华所注，追风准确不误，两药合用，足以治愈左右之偏风，用药之法，准此以求。

若要安定其风，使不循环吹过不停，无如白头翁、天麻、羚羊角之效切，此又当谨记也。至于筋缓不收，动作困难，又是寒风作祟也，因寒主凝固，致使动作迟缓，筋脉一伸，便难收；一收又难伸，竟致伸而不收；收而不伸则病重矣。此必寒风至，才风使人闭户塞牖，而龟缩于家中矣。药用桂附干姜大辛大热，兴奋其筋脉，使其伸缩自如，随心所欲，才是正法。行医诊断处方选药，谨记莫忘，辨证必清，丝毫不可稍混，精明不混，效验若神；迷糊而混，轻则无效，重则杀人，“庸医杀人不用刀”，正指此辈而言。医为司命，重任在肩。

52问曰:药之温者入肝，而药之大热者又直入肾，何也？

答曰:此正足见厥阴主风，属阴中之阳，凡气温者恰是阴中之阳也，故入肝，巴戟，茴香之类是矣。少阴主热，系积阳之气，故性大热者，直入下焦膀胱肾中，附子是也。

评注

此问论温药入肝；热药入肾之理。温者热之渐，即寒与热混合则成温。厥阴肝经主风，为阴中之阳，而药之气温者，又恰好是阴中之阳，即阴阳混合之气，而与肝中之气投合，故入肝。

巴戟天：味辛甘性微温，恰是温气入肝之药，因其质润，又可入肾，为壮阳道、强筋骨之药。

小茴香：味辛性温，恰是入肝温肝散郁气之药。少阴肾为阴中含阳，而此阳寓于命门，元气寄于此，为生命之门，水中之火，乃积阳所生；少阴心为阳中含阴，外大热而中含水液。两个少阴恰为对子，故以手足分之。

附子：大辛大热，饮入胃中，少阴肾以阴引阳，肾中之阳与附子为同类相招，故直入之。但未尽入的附子之热，又为心阳所招而强心，故服附子后，心脏脉搏加速，由此而来。仲景治少阴病，皆脉沉细，而寒化症之心脉尤沉以别之，始可用附子回阳，若扣脉浮而用之，必导致热上冲心，成心跳加速之坏病，其理在此。

至于提到膀胱，乃是命门之热再入温膀胱之义，非直入膀胱以温之也。推之命门一热，上而温肝、温脾、温肺，心肾乃一经，更能助其热也。所以说药可分经，但不必尽拘，一热都要起连锁反应而相继热起来；一凉也是如此，何能绝对起来。

53请问治风寒之药？

寒入卫表

答曰:寒者，水气也。水属北方壬癸，在卦为坎，在人属肾。《内经》云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肾之腑为膀胱，代肾司化，是为寒水之府，经名太阳。《内经》言太阳之上，寒气治之，寒者太阳膀胱之本气也。夫坎中一阳，实人身元气，寄于膀胱水府之中，化气而上行，外达为人身卫外之气，名曰太阳，阳之大者也。

阳气卫外，安得有寒，其有寒者，乃阳气不伸，而寒水独胜，于是乎有寒病矣。冬月水结成冰，即是水中之阳不伸，是以纯阴互结而为寒。人身膀胱水中之阳气，透膜膈，出肌肉，达皮毛，则能卫外而不受寒。寒主收塞，故受寒则闭其毛孔，汗不得出。发热者，内之阳不通于外而凑集皮间，遂郁而发热。阳为所遏，故愈恶寒。法用麻黄通阳气，出于毛孔，汗出而寒去。

麻黄：茎细丛生，中空直上，气味轻清，故能透达膀胱寒水之阳气，以出于皮毛，为伤寒要药。

羌活、独活：后人用羌独活代麻黄，羌独活根深茎直，能引膀胱下焦之阳，以达于经脉，而发散其表。惟味辛烈，较麻黄更燥兼能去湿，不似麻黄轻清直走皮毛。

薄荷：亦轻清，但薄荷升散在味，故力稍逊。麻黄升散纯在于气，故力更峻。

葱管：通阳，与麻黄之义同。然麻黄茎细象毛空，葱茎粗象鼻孔，故葱能治鼻塞。

辛夷花：亦升散鼻孔脑頞之寒，又以花在树梢，尖皆向上，故主升散。

荆芥：性缓于薄荷，紫苏亦然，二物皆色赤，能入血分，味辛香能散寒，故皆主散血分肌肉中之寒。

人身外为皮膜是气分，内为肌肉是血分，寒入血分在肌肉中，堵截其气不得外出，以卫外为固，故毛孔虚而汗漏出。法当温散肌肉。

桂枝：色赤味辛散入血分，故主之。枝又四达，故主四肢。

紫苏：性同桂枝，然较轻，不如桂枝之大温。

防风：以味甘入肌肉，气香而温，故散肌肉中之寒气（风寒）。

柴胡：皮与肌肉之交有膜相连，名曰腠理，柴胡茎中白瓤象膜，一茎直上，能达清阳，故治腠理之寒热也。荆芥得木火之势，入少阳经，亦能发腠理之寒热。

寒入肌肉

肌肉中寒凝血滞则为痹痛，仲景名曰”血痹”，是指血分而言。故五物汤用桂枝、当归，四逆汤用桂枝以温血分。后人用羌独活、荆芥，不及桂枝力优。

寒入筋脉

寒入于筋脉或拘急不能屈伸，或亸缓不能收引，或疼痛不可忍耐，总宜续断、秦艽引入筋脉。

寒入骨节

寒入骨节、腰膝周身疼痛，手足厥冷，宜附子以温肾，肾主骨，用细辛以引经入骨驱寒。

寒入脑髓

寒循太阳经发为痉，用葛根引麻桂循经脉以散之，寒入脑髓名”真头痛”，用细辛以引经上达，用附子以助阳上行，皆从督脉以上入于脑也。肝脉亦入脑髓，故仲景用吴茱萸治脑髓寒痛。

寒入鼻肺

鼻孔通脑，故北人以鼻烟散脑中之寒。西洋有用药吹鼻以治脑髓之法，又西医云脑筋多聚于胃，故白芷、辛夷皆从胃能达脑以散寒。寒由皮毛入肺，闭肺之窍，则鼻塞，薄荷、辛夷治之。肺主行水，寒伤肺阳，水不得行，则停胃而为饮，上逆气咳，仲景用细辛以行水，用干姜以散寒，用麻桂以驱寒外出，小青龙汤是也。但温肺而不兼胃治者，则用甘草干姜汤，其姜炮过，则轻而上浮，故但温肺。后人用白芥逐水，陈皮降气，冬花温肺，苏子降气，皆是仿仲景小青龙汤以辛温去肺寒也。

寒入膀胱

总之膀胱主寒水，内含坎阳，阳气升则水化而下，无寒气矣。阳气不升则水停不化，为寒饮。故用细辛以达水中之阳，用附子以助水中之阳，用干姜以温土中之阳，阳出则阴消，而寒饮之水自化，寒水犯中宫，上吐下泻为霍乱洞泄，干姜温中故主之。砂仁、白蔻、良姜亦治之，凡去寒必兼利水，以寒即水之气，去水即是去寒。

寒入肾脏

大寒纽结作痛，阳气不通，用乌头、细辛、川椒、小茴、吴萸助肾阳，兼达肝阳，阳气畅则寒散痛止。四肢逆冷者，由于肾阳不达，附子温水中之阳，故治之。故纸温肾，但能温敛而不伸达，故但治腰痛而不治手足逆冷。肉桂本木火之气，大辛入下焦，火交于水则阳生，而寒水自化，故肾气丸用桂附温补坎阳，以化气行水，寒在腰肾精冷者宜之。

寒在膀胱，水停不化，名曰蓄水，用苓泽以利之，而尤必用桂枝以宣水中之阳，五苓散是也。乌药色紫入血分，又气温入肝，肝主血室，故乌药入血室以散寒。《本经》言治膀胱肾间冷气，即指血室中之冷气也。凝血作痛用艾叶，亦是秉木火之气，能入血室也。

寒入心脏

寒水凌心，必用桂枝、远志、公丁香，以宣心阳。寒挟肝风则生蛔虫，侮脾土，则用川椒、姜、附以温肝。若硫黄石中之液，而能然，是水中火也。其味酸，是得木味，水中之阳，发则生木，故味酸而能燃。是为水中之火，为温下焦肝肾之猛药。

天生黄：生于云南，下有硫黄，上有温泉，泉气熏岩，结成天生黄。真水中之阳气所化，纯而不燥，然人之阳气上达则归于肺，天生黄生在岩上，故为温肺妙药，不得作硫黄本性论也。

夫热药具辛味者，虽大温犹不至烈，以得木性，而未得木味，非纯于生火之性，故不烈，惟温而味酸。则既得木性又得木味，纯于生火，故性烈，硫黄砒石是也。

评注

此问论治风寒之药的药理及寒病之病机。唐氏论寒病之病机，皆遵循《内经》“诸寒收引，皆属于肾”之论说，并合三焦乃人身油膜论述，紧密结合实际，不尚空谈，超出诸家对寒病之理解多矣。

寒从北方而来，属壬癸水，于卦为坎，在人身属肾，为癸水，肾之腑膀胱，为壬水，腑代肾司化，而膀胱之经是太阳，而《内经》言“太阳之上，寒气治之”，即体阳而用阴，故太阳膀胱经之本气是寒水。而肾中元气，即坎中之阳，以肾为体；以膀胱为用，故曰“寄于膀胱之中”；化膀胱中水为气；循三焦油膜上行外达，是为人身卫外之气，简称“卫气”。

太阳乃阳之最大者，阳气由膀胱经三焦上行外达以卫外，安得有寒，此即太阳经之生理。若为病理，则周身恶寒，即阳气郁于内而不伸，外之寒水独盛，于是即有伤寒发生。唐氏对此论述，步步着实，不尚虚谈，真是难得。

其次论到药治，太阳伤寒须用麻黄发汗解表之理，若用羌独活则不如麻黄发汗而不伤津液，二活燥烈，发汗则伤津液而涸汗之源。其他关于伤寒之变病的病理机转，及痛风、血痹，筋脉拘急、寒水射肺、寒霍乱、胞室血寒等等，兼论对证之药三十六味，反复阐明药理药效，皆极详尽正确，熟读本文自明，此不一一注释。

惟对热药，具辛味者，虽大温犹不至烈，以得木性而未得木味为理由，定为热而不烈。若该药得木之温性，又得木之酸味者，即木生火之药，则热性剧烈，如硫磺、砒石，即是这类药。唐氏如此论剧热之药，理则通，但与实际刺谬。

硫磺、砒石：皆味酸性温，热性剧烈，能通于木生火之理。

山萸肉、五味子：皆味酸性温，同样得木生火之气，但性只温而不热，可见持“酸温”以定大热之药性不确。

盖硫磺，砒石，皆是矿石，其性属金，以金石药而得木之气、木之味，即秉间气之奇药，金克木；木生火不可化金为液，乃金与木互相制约之药，而成于一体之中，其性与草木而得酸温之性者，根本不同，相互制约；斗争剧烈，故其性大热。总之，凡大热之药，必金石之体，酸温之性者诚是。如此之解，可补唐氏之缺。

54问曰:病有上热下寒，外热内寒，当用何药？

答曰:此以在下在内之寒为主，用姜桂附而兼胆汁、人尿、麦冬、牛膝等以抑之使下。

评注

此问论上热下寒，外热内寒病之治法。此为仲景治此类病之法门，因在上与在外之热，均为浮阳上载之戴阳证，浮阳外越之越阳证，皆为假象，在内在下之寒为真寒。治法以假对假，以真对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故曰此以在下在内之寒为主，治以姜附桂，又恐其上热与外热前来格拒，故才用诸寒凉降下之药来对付，即佐以胆汁人尿麦冬牛膝等药之义；还可热药凉服，亦是此义。唐氏答语虽简，但字字合拍。

55问曰:病有内热外寒，下热上寒，又当用何药？

答曰:此以在下在内之热为主，用苓连知柏而兼生姜、桂枝、薄荷、荆芥、葱白以引之使上，要在用药之妙，未可责效于一药已也。

评注

此问论内热外寒；下热上寒之治法。凡病皆以内为主；下为主；外为标；上为标。但内热，下热，皆阳入或阳陷于阴中，苦寒为治火之对宫药，甘寒为治热之对宫药，皆主降下。如芩连知柏属苦寒类，生石膏滑石粉之类属甘寒类，但热郁于内于下，又必须引热外出，所以必须用透达与渗利之药引之上出或下出，同时透达之药又有解外寒上寒之作用，渗利之药使火热从二便出，配合用之，始能速效。如配生姜桂枝薄荷荆芥葱白之类，使之上行外散！配大黄滑石之类，使之从二便出。总之，治病不可关门逐盗，尤其火热二邪，本为极活跃之气，来回走窜，最为迅速，以开门逐之引之使出为上策；消灭之为下策。唐氏之解虽中的，但有遗珠，故补充以完美之。

56问曰:五行惟土主湿，李东垣重脾胃，专于燥土去湿。而仲景治太阴不专用燥药，何也？

答曰:垣知已成之湿，而不知湿何由生，则以为土不治水也。岂知湿者土之本气，先要解得土字，然后解得湿字。金木水火各居四方，而土属中央。中者，四方之所交，央者，阴阳之所会，诗夜未央，言天未明，是阴未会于阳之义。鸳鸯鸟不独宿，字从鸯，取阴阳交会之义。盖阴阳二字，双声合为一音，即央字也。土居中央者，是阴阳相交而化成。

盖水以火交，遇木则腐而成土，遇金则化而归土，故河图之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土居五行之末，犹能旺于四季。盖水火木金交合而成土也，故土于四季皆旺。夫五行名为土，是就其形论；六气名为湿，是就其气论。气之所以湿，亦只是水火木金交姤而成，未有腐质，金含水润，故皆能生土生湿。究竟金木之气交少，而水火之气交多。夫火不蒸水，则为寒水，非湿也。水不濡火，则为烈火，亦非湿也。

譬如甑中有米，无火以蒸之，则不湿；无水以濡之，亦不湿。必水火相交，而后成为湿矣。长夏之时，湿气用事，正阴阳交姤之时，水火相蒸之候。故当夏月，墙壁皆湿，而人之湿病多感于此，人之脾土本天之湿气，为心火肾水交会而成。能化物运四脏，皆功在湿也。

胃以燥纳谷，全借脾之湿以濡之，而始能化。脾生油膜上，腹中之物既化为汁，则引入油膜，达于各脏，而充周身，长膏油，主润泽，皆其湿之功用也。顾脾气不及则为燥，而太过又反病湿，所以《内经》言脾主湿，又言脾恶湿。故凡湿病皆以治脾为主，水火相蒸为湿，故湿之病，水火兼具。治湿之药，其性皆平，正是水火兼能治之也。

茯苓、扁豆、苡仁：其味皆淡，是为利湿正药，湿甚则土困，故利湿即能健脾。莲米、芡实，微甘而涩，能收湿气，故健脾。

白术：有油，以补脾之膏油，而油又不粘米，故能利水。气香温亦主利水，又能升发，使脾土之气上达，故白术为补脾正药。

苍术：气温而烈，故带燥性，补胃不补脾，且色苍，得木之性，更能疏泄，为治寒湿之品。夫湿兼水化，水化有余，为湿兼寒，病则腹胀、溏泻。

花椒：辛温以散寒湿，能杀湿化之虫。

吴萸：辛烈，去湿尤速。

白蔻、干姜：皆治寒湿，吞酸、吐酸有二病。

一是寒湿，宜吴萸、苍术、桂枝、生姜，一是热湿，宜黄连、黄柏、黄芩、石决明、青皮、胆草等药。微加吴萸、花椒，以反佐之。

夫酸者，湿所化也，湿挟热而化酸。如夏月肉汤，经宿则酸；有冰养之，则不酸。麦麸发热，则成醋而酸。皆是以热蒸湿而酸也。故黄连等苦燥之品，正治其热化之湿。其一是寒湿，又如菜入坛腌则化为酸，是为寒化之湿，吴萸等辛燥之品，正治其寒化之湿。

湿注于脚，则为脚气肿病，西医言脚气病，其尿必酸，知是湿也。凡脚气，寒湿者多，宜以温药为主，再加木瓜、苡仁、牛膝为引导，所以利脚下之湿也。然而脚气亦有系热湿者，宜防己、黄柏、苍术、木通、胆草等苦降之品治之。

湿积于脾，则腹中胀，久则水多为臌，宜逐其水，甘遂、大戟、芫花、牵牛功力峻猛，随用大枣、参、术、甘草以补脾土去其太过，又恐损其不足也。脾停饮食，则湿不化，宜神曲以散湿，枳壳、陈皮、木香行气以行湿。夫水火交而为湿土，人身之脾应之。白术温而有汁，正是水火相交之物，故正补脾经。

黄精：甘平有汁液，得水火气交之平，故正补脾经。

山药：有质色白，故补脾之水以补湿。

苍术：有汁而味烈，则扶脾之火以燥湿。

赤石脂：土之质也，能燥湿。

橘朴、槟榔：橘朴槟榔之去湿，以木疏土也。

桑皮、蒺藜：桑皮蒺藜之利湿，以金行水也。湿溢于腠理则肿，桑皮象人之膜故治之。

防己：中空，纹如车轮，能外行腠理、内行三焦，能通水气。

木通：中空与防己同，味苦泄，故均为行湿之要药。腰脚之湿，

土茯苓、萆薢、威灵仙、苡仁，凡利降者皆治之。再宜随寒热加减，湿蒸皮肤为发黄，宜茵陈、秦皮、益母草以散兼利者治之，膀胱不利，宜泽泻、车前、昆布、海藻诸物，多生水石间，故化膀胱之水，此清火利水，为治湿之法。

湿与热蒸，则为暑。各书论暑，不知暑之原，而分阴暑、阳暑，与中热、中寒热无异，非暑之实义也。陈修园以暑为热，而不知热合湿乃为暑。《月令》云土润溽暑，惟其润溽，然后成暑。故治暑者，必兼湿热二字，乃为得宜。夏秋瘟疫痢疟皆感于暑，即湿热也。此断不可用燥药，燥则壅湿而不流；又不可用表药，用表则发热而湿蒸。

惟一味清利，六一散虽轻，为清热利湿之正药。黄连苦能泻热，又能燥湿，亦为去暑之正药。伤暑发热，宜香薷以散皮肤之湿热。暑变瘟疫，石膏、黄连为主。已有专书，未能枚举，总之不可发表，但宜泻热利湿。伤暑变痢，不可发汗，更不可利水，但宜清热而湿自化，黄连、黄芩为主。

伤暑变疟，贵于散湿清热，三焦膀胱之小便清则疟自除，土茯苓、猪苓、葛根、独活散湿，以治太阳膀胱；黄芩、鳖甲、青皮、胆草清热，以利少阳三焦，两腑（脏）兼治为宜。痰疟是湿积而成，常山苗能透达以吐之。疟母是痰与血合，鳖甲、牡蛎、山甲能破之，此湿之兼证也，未能尽详。又如五加皮引治皮肤，五苓散用桂枝以治寒湿，五淋汤用山栀以治热湿，要之湿为脾所司。脾之膏油连焦膜而彻内外，以达膀胱，所以治湿兼治各处。究湿之气，则水火合化者也，故有寒热二证。

评注

此问论湿及湿证用药法。唐氏对湿气之阐述精详，且有所发明，并从实际中引出科学的抽象，是理论结合实际的典范。论中已明畅者，勿须注释。今择其容有补充能更明白者述之。

李东垣是《脾胃论》的创建者，但只对《内经》中“脾主湿；脾恶湿”有片面的体会，故论治专力于一湿字，用药以辛温燥湿，升脾之清气为主。因其对“脾主湿”之主字，无多理解，只强调了“恶湿””一面，故产生了片面性。其后叶天士针对李氏之失，提出“补脾阴”，之说；惜叶氏一生忙于诊务，对此无暇作充足之论证，使人多所忽视。关于脾胃方面的论说，习以为常，仍以李氏为权威。

唐氏一出，蔚为清末医中之冠，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创建很多，难以罄述，兹就其对六气之发挥，发明就不少，堪称瑰宝。李氏之非，在全未理解湿生之由上，只知道“脾恶湿”，所以仅得其半。既恶湿，则喜燥，故多用辛温燥烈之品，以治脾胃。

脾胃属土，五行本为火生土，但火生之土为燥土，非脾所主者。“脾主湿”，湿者水火相交之气，火蒸发水则成水气，使空气中湿度大，着于墙壁与物，遇冷变为水珠，皆润湿。水气上升成云，下降则为雨，土地即湿，土中含湿，才能滋生万物，不然火灼土干，万物枯死，地寒冻冽，物亦冻死，此二者，皆水火不交，分道扬镳，造成的灾害。故湿为水火相交之气，千真万确，无可非议。

至于土居中央运四方，对“中央”字眼之解是正确的，但对诗“夜未央”之解，言是“天未明”者，似欠妥。盖未央者，此指未半也，原诗是“夜如何宜？夜未央”。夜未央是答词，指夜未半而言，因半夜以前，属阴中之阴，半夜以后，属阴中之阳，半夜子时，即阴阳交会之时，阳始生。

夜未央，指阴未会于阳之义，又属正确，若指天未明，有时间差之误。而“央”字，是阴阳交会而化出，是完全正确的。由水火相交上，导出脾之病有寒湿、热湿之别，寒气盛则土冻冽，成为寒湿之病，热气盛则成暑，则成热湿之病。寒湿乃脾阳不足所造成，正好是李东垣所强调的脾胃病，即土与寒水相交之病，热湿乃脾之阴阳皆偏盛所造成，此正温病学中之湿温症，即土与水火相交而过盛之病。

推之还有脾阴不足，当滋阴者，脾之阴阳皆不足，当滋补并重者等等。从脾之生理上看，主纲膜上之膏油，油寒油热，病变繁多，唐氏一一论之，皆极精切，选药治疗，亦切中病情。

苍术：惟对苍术之用，似千虑一失，必须进一步阐明之，盖胃有双重性，主纳水谷，属土性；消化食物，属燥性，因燥能化物之故耳。苍术色苍属木，木能疏土，故助消化，味辛气温性燥烈，同气相求，故为益胃燥之药，燥可去湿，故可去肠胃中多余之水湿，所以定为治寒湿之正药。

唐氏先云补胃不补脾，后又云苍术有汁而味烈，则扶脾之火以燥湿，同一苍术，政出多门。盖既不补脾，又何能扶脾之火耶！扶即补之变词，其义相同。其实苍术乃补脾阳之正药，《本经》只有“术”，苍白不分，至陶宏景《别录》出，始分苍白二术。苍术燥烈，补之外，还可发肌肉中之水湿为汗，有去寒湿水肿之功。

青皮：唐氏谈到青皮，有清热利少阳三焦之功，利少阳三焦之功诚是，若云清热则非也。青皮乃辛温破气之品，有温性，何能清热哉！还有常山苗即蜀漆，与常山不能混同，摧吐之，功效，超过常山数倍。

总之，唐氏所论诸药，绝大部分是正确的，行之有特效的，难免大纯小疵，今略为指明之，以期唐氏“活人之书”更能发挥大作用也。

57问曰:水火合化为湿之说，唐宋后无此论，今虽明明指示，然犹未有物以验之，恐终不足信世也。

答曰:此不难辨，譬有咸鱼一条，天气晴久，变而作雨，则咸鱼必先发湿，咸鱼中之盐即水也。其发湿者，天热逼之，则水来交于火，以济其亢旱也。又如有干茶叶，一经火烘，即行回润，是茶叶中原具润汁。但火不烘则不发润，一遇火烘即发润，此又是火交于水，即化为湿之一验。

评注

此问论水火合化为湿之物验。水火合化为湿之物验，唐氏在上问中，已有例证。此为进一步阐明这一首先发现之真理，又以平常食物，举两例以证实之。咸鱼火烘不发潮，必在暑日将雨前，才会发湿，因在热天，地面水分加速蒸发，空气中之含水量增加，着于咸鱼身之盐上，盐吸收化为盐水，所以发湿，还是火交于地面水之结果。

谚云：“础润而雨”，亦是这个道理，火交于水，使空气中水分增加，遇一到温度低之础石，即凝为水，使础变润，水气上升为云，遇冷结为雨点所成之云，重量大即又下降为雨，证明雨即是火交水之结果。干茶叶中含有茶碱，常温下为微型固体而发硬，遇火即熔化为水而发润。总之，火交于水化为湿之例证太多，是不胜枚举的。唐氏这一发明，解了唐宋以后医书之大惑，为医学上立了新功。

58问曰:六气有火热，又有燥气，时医于三者往往混同无别。今请问燥之分别，与治燥之药？

答曰:三者各别，未可并论，今子所问燥与火热迥殊。盖燥与湿对，湿为水火相交而化者也，燥者水火不交之气也。火不蒸水则云雨不生，水不济火则露泽不降，而燥于是乎成矣。水不润，则木气不滋而草木黄落；火不蒸，则土气不发，而膏脉枯竭。究水火之所以不交，则由于金性之收，收止水火，各返本宅，故神曰蓐收。令司秋月，草木枯稿，土泉涸竭，是为燥金用事之验也。

人秉燥金之气者，为阳明经，属胃与大肠。胃虽属土而以燥为主，故与大肠统成燥金，金收而水火不交，是为燥，则燥者，水火消耗之气也。肠胃所以化饮食，皆以其燥能消耗之也。燥化不足则不消水，为呕吐、泄利，用半夏、陈皮、白术为主。

吴萸亦辛燥，熟于九月正得燥金之气，故去水饮以燥胜湿也。苍术正燥胃土；砂仁辛涩，正入大肠；草果燥烈，消瓜果之湿积。然此皆燥气不足之湿病也，若燥之正病，则皆属燥气有余。盖有津液则不燥，无津液则燥，仲景以存津液为主，正以治燥，其有火不蒸水而津液不升。如五苓散之有口渴证，宜用桂枝，理中汤之有口渴证，宜用干姜，肾气丸之治下消证，宜用桂附。大便寒结者，用当归之温润，用巴豆之辛润，皆是治火不蒸水之燥。西医用蓖麻油通大肠，亦是温润之法，皆治寒燥者也。此证最少，惟火燥之证最多。

水不濡火，则成火燥，血液不流于下，则肠中干枯、膈食不下、粪如羊屎。宜黑豆、脂麻、肉苁蓉、当归、麻仁、生地、山药生液以润之。水津不腾于上，口干、肺萎、痰郁、咳逆，宜阿胶、贝母、麦冬、紫菀、瓜霜、百合、白蜜、燕窝、白木耳、蛤蚧、百药煎、玉竹、杏仁生津以润之。

肺燥最难治，以其体甚高，又属气分，阳津易达而阴液难到也，麦冬、天冬、当归、人参以治之。燥甚口渴，花粉、粉葛、盐梅皆润生津。火太甚，有燥屎，急下之，用芒硝以润涤，用大黄以攻利，此其攻下正是救津液，有津液则不燥矣。世人但知下火，而不知是存津液正是救燥，然下之又能亡津液，故又有戒下者。

他如噤口痢，津液不升，故不纳谷，西医言是肠胃发炎，久则腐烂。按此正是水不濡火之极致，宜以黄连、生地为主，以白菊、花粉、黄芩为佐。又阴吹有燥屎，猪膏发煎，亦是润肠之义，风能胜湿，风伤血则筋燥，玉竹、当归为主。

小便燥涩，前仁、滑石、冬葵子、苁蓉以滑利之。妇人子脏干燥，仲景用甘麦大枣汤，此可借用地黄汤。心中乏液则烦，轻则柏子仁、枣仁以润之，重则鸡子黄、阿胶以润之。《内经》云肾恶燥，肾精不足宜枸杞、菟丝、熟地、龟胶、阿胶，又小便自利大便反硬者，仲景用附子、白术，又是以火蒸水，通致津液之法。总之燥是水火不交之耗气也，故有寒燥、有热燥，而热燥尤多，则以其火就燥故也。

评注

此问论燥及燥证药法。燥与湿治为对立面，故燥为水火不交之耗气，唐氏引证论述已详。既是水火不交，则分为水燥即寒燥与火燥即热燥，此皆是水火不交，各自有余之正燥病。若燥性不足，则反成湿病矣，此证又得之于肠胃，属阳明燥金之病变，应以湿论治，则用燥药以治之,此与寒燥、热燥又恰为对子，治法不同，切切不可混为一谈。而燥证以北方最常见，因地处西北高原之故，冬多寒燥，夏多热燥，皆水火不交之耗气形成。余四川人，在北方多年，深有此感，治病须分南北，《内经》早有明文，从理论到实践，反复证实了这一规律之正确性。

唐氏由理论导入实践，论治燥证之药法，步步合拍，值得赞许，从仲景存津液以防燥入手，引出寒热二燥药法来，固属正确，但其中尤有遗蕴未申，如火不足以蒸水，应为寒湿，不应定为寒燥，燥是水火不交，各自收引造成的，其中水偏盛停滞不前，成了寒燥，治法使水火相交，宜用桂枝，干姜、附子，当归、巴豆等，热而促之使交，才能成为火交于水；决不能用凉润之药，使之冰上加霜。风以燥之，风能致燥，如冬日在寒风中行走或工作，致使颜面手足皮肤燥裂，此其验也。此为脾之膏油不足，造成之燥证，治法内服油润祛风之药；外用润肤油擦之，比只从口渴大便鞭小便清认定为寒燥，要全面些。寒燥最少；热燥最多，《内经》言：“火就燥”即是此义，内火燔灼，必致人身水分减少，水不济火，即是水不交火，各自收引而耗散，必然形成热燥。

除了唐氏所例诸热燥用药外，还遗留下治阳明热燥汗出口渴之白虎汤与白虎加人参汤，用以清热滋阴润燥生津法，其中生石膏是治热燥之主药，佐以柔润多汁之药以滋阴清热生津止渴。凡干燥而大苦之药，最好不用，如黄连黄柏黄芩之类，因为这类药是治湿热的，用治燥热不宜，如用之反会“火就燥”而燥愈甚之弊。因为治热燥，总以能滋阴清热的药为好，如生地，二冬、知母，花粉、元参、枸杞、阿胶，龟板、龟胶之类药物为吻合病情。

至于小便燥涩，是阴虚之燥热证，只能在大队滋阴清火药中加白芍或稍加利水药为引治之，切不可用滑石之类利之，因滑石是治湿热小便不利之药，与燥热阴亏小便不利恰恰相反，利之则阴愈涸，小便滴沥全无矣。即下之又能亡津液，故又戒之之义也。唐氏对温病之研究不够，此又其美中不足之处，论中所以有此失也。

余是受唐氏之学而知医的，唐氏是余之恩祖师爷，余在唐氏门下是再受业、晚学生，余补论之，正是为了完美唐氏之学，不敢以封建意识而讳短，或扬长避短，或加以保护其短，正是为了教医救人，永远作一个好学生，非以此高于唐氏也，识者鉴之。

59问曰:火热二者，几不可别，而《内经》以火属少阳，以热属少阴，治火治热用药当如何分别？

答曰:此不可辨，有如夏月天气亢阳，烈日当空，挥汗淋漓，此为热，乃天之阳也。有如燔柴炙炭，势若燎原，此为火，乃地之阳也。少阴心肾，系人之坎离，虽心属于火，亦如天之有日，积阳而成，非若丽木则明之火，故少阴不名为火，而名热气者，从其本于天之阳名之也。此气虽属于心，实根于肾，乃肾命门坎水中之一阳，交于心而成此热气，故中心烦热。

仲景用黄连阿胶鸡子黄汤，阿胶得阿井伏流之水，性能伏水中之阳；黄连大寒得水之性，故去热；鸡子黄滋补心液。三味乃填离清坎之药，故治心内之热。栀子苦寒，有皮膈象心包。内之子赤，正属心之色。其花白色，当属肺金。结子成赤，当属心火。是为从肺入心，正治心中烦热之药。《内经》言心为君主，而肺为相傅之官，以制节心君之太过。

栀子花：白子赤，正是以肺金而归制心火者也。故仲景治心中懊憹，必用栀子淡豆豉汤。豆为肾之谷，蒸发为豉，能升肾中水阴，以降心中之热，观此则知少阴心肾均属热气，不作火论也。

连翘：有壳有子，亦似包与心中，气味轻清，为清热入心之品。莲心得坎水之气，上生于莲子心中，有似人之心中，故入心中清热。

竹叶、寒水石、石膏：均禀天水之寒气，故治一切热。

地骨皮：凌冬不雕，得水之阴，故治热。

元参：色黑，入肾治热。热与火不同，有如大黄，是治火之药，禀地气，入后天之血分者也。

芒硝：是治热之药，禀天水之气，入先天气分者也。

紫雪丹不用大黄，而用石膏、芒硝、犀角、羚羊、寒水石、金箔，皆本天水之阴以清热也。牛黄清心丸有大黄入血分，有牛黄走膈膜，是入包络，则本地火之阴以泻火也。盖天之阳在空中为热气，附于木，则燃为火。

人之阳在心中，亦为热，附于血分，则归包络，合肝木而为火。知此则知热与火有别，心肾阴虚则生热，天王补心丹用二冬、二地、丹麦、元参，皆是益水阴，其济心中之热。

骨蒸盗汗、痨蒸（热）是水气外泄，阳越而热，非火也，宜清润收降，地骨皮、丹皮、知母、黄柏、冬桑叶、归胶、地黄、麦冬、元参皆益天水之阴，以清热也。知母叶至难死，拔之犹生，即此知其得水气多，故清气分之热。

夫气属阳，血属阴，瘀血阻气则阳不入阴，亦蒸热汗出，宜破其血，使气得入于血中则不壅热。桃仁、丹皮、为主。仲景蟅虫丸、温经汤，皆主破血以通气，气通则热不蒸，此为治热之变法。

诸疮兴起作脓，每每发热，乃是气来蒸血，气盛则血随气化而成脓。如不发热，则气不盛，难于蒸脓，宜黄芪、桂、附以补气，助其发热而血乃化，痘证亦然，观此则知热属气分，与火之属血分者不同，故藕汁、梨汁、莱菔汁、西瓜、珍珠、水晶石、元精石、寒水石皆得水气以清热。

评注

此问论火与热之合与分，及其证之用药法。火与热本可辨，非不能辨。唐氏在论中已辨，但开始一句曰“此不可辨”，似属矛盾。因唐氏对此仍缺乏具体界限之故也。今补充分辨之于下：《内经》以少阴属君火，少阳属相火，皆以火定性明矣，但《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少阴司天为热化”，唐氏论中以热属少阴，可能来源于此。引起“此不可辨”之开头语，但又尽力去分辨，举例虽确，但理路有差。盖六气司天，在泉，为了配五行起见，六与五有数差，故将火分为二，此君相二火之起源。

火是热之源头，热是火之流支，也就是说没有火，哪来热呢？这就是火与热二者的亲密关系。火辐射出热来，热的温度比火低。心属火，为太阳，自然界中之太阳乃大火球，辐射到地球上是热，非火也，故“少阴司天为热化”，非火化。少阳三焦与胆，均属相火，代心君火用事，相火为附木之火，即森林火、煤矿与天然气火、柴火、炭火之类，此皆地二之火。

若少阳司天，为龙雷之火，即闪电火，此相火也。《内经》又以“少阳属肾”，指此也，即水中之火。聚热可以生火，如钻木摩擦取火；用凸透镜对准太阳光，可以生火等等，都可证明火与热之亲密关系。

人身一小天地，火发源于肾水中之一阳，即元阳，缘少阳三焦油网而上，聚于心为君火；附于肝木，出于胆，三焦少阳为相火；通于其他脏腑，皆各自有火。但又以心肝之火为主，心肝多血属血分，故定火属血分，血液辐射出热来，温暖全身。热是气流，即热气流，故定热属气分，热气亦可从体外而来，但亦先加温人身之气分，故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肺主气吗！不首先犯它，犯谁呢？同类相招是也。

治法：火以下为主，如大黄、芒硝之类药物皆可用；热以清为主，如生石膏、知母，黄连、黄芩、黄柏、莲心之类药物皆可用。但又要分虚实而定论，人身之阴阳和平则健康无病，阴虚则阳有余便是热，甚至火，则宜滋阴以配阳，如二地、二冬，知母、元参、山药等滋阴药皆可用，滋阴即是清火，六味地黄丸、左归丸是其代表方剂，阳有余而煎阴亦为热、甚至火，则须直清其阳，如生石膏、寒水石、犀角、羚羊角、花粉、知母等皆可用，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等是其代表方剂，阳有余而火热夹湿者，则须清火燥湿，如黄连、黄芩、黄柏之类皆可用，三黄石膏汤是其代表方剂，阳有余而火夹燥者，则须清火润燥，如生石膏、二冬、二地、知母，元参之类皆可用，清燥救肺汤是其代表方剂。

总之，火与热可分，一在血分；一在气分，气分病浅；血分病深，但治法上又难细分，根据以上所列，斟酌用药为是。唐氏所举各种清热下火法已较详细，再与吾所列总纲，综合了解，则体用具备，临证自能得心应手。

60问曰:血属火，气属水。今云热属气分，何以心主热气，而又能生血也哉？

答曰:心在人身，如天之有日，天阳生地火，故阳隧取日而生火，则附于木。心经化液而生血，则归于肝，所以肝与包络胆均引相火，而少阴心与肾独主热气也。有相火助热之证，清用芩连，攻用硝黄，是治热兼治火也，有如夏既亢热，又添炉火之状。又有热助相火之证，如日晒火山，风扬炬焰之状，论证者当类推焉，夫以五脏论，则心属火，以六气论，则心肾均主阳热，而火当属之少阳，可分可合，总宜细辨。

评注

此问深一层论火与热，兼及治法。因唐氏在上问阐理欠透彻，故生疑义而添此一问，此问之答已接近真理，但仍未透达，所欠分厘，余在上问评注中已补明，兹不赘。今又提及，不得不添几句以大明之。火指热之发源地，热乃火照射之处。心属火，指本脏而言，定为人身之太阳，其放射之光芒，照得五脏六腑身躯百骸，皆温暖如春，这般气流，名之曰热。

太阳在天上，少阳相火在地上，如炉灶中片柴，炭等燃料所燃烧之火，既能作饭，又可暖家，辅助心火照射之不足，故有君相之分，既可直接腐熟胃中水谷，又能温暖五脏六腑身躯百骸，被温暖之处，皆受热气之故也。火与热是这样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说以本脏言属火；以散热于外言属热。火有余，名“壮火食气”，应清应下；火不足，名“伏明”应补火助火，火正好，不寒不热，对人体有益，名“少火生气”。其他连及肝与包络、胆，木与火或风与火之关系等等，下一问将详答之、评之、注之，兹免预赘。

61问曰:天阳生地火，故心生包络之相火，包络之血下藏于肝，故肝寄相火，是木火一家之义也。乃包络与肝，名厥阴经，统称风气，不称相火，而少阳胆与三焦独言火，君火、相火后世之说，与六气不合一气，治之何也？

答曰:包络称相火，乃后世之说，非《内经》本义。《内经》只言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谓相心布化，血脉畅则喜乐。凡人血足则不怯寒，可知血属热气不专属火，故肝与包络不称相火。

惟包络与三焦通，故三焦之火能合于包络，肝与胆相连，故曰肝能化火。究竟火气全归于胆，乃是从木生出之火，胆系连肝膈，通膜网，即三焦也。胆火之化全在三焦连网中往来，故胆与三焦同司相火。火逆呕苦，黄芩为正药，苦而绿色，故入胆也。

柴胡：得木气透达，使火不郁。

荷叶：亦能清散胆火，象震而味苦故也。

青黛：色青味苦，清三焦肝胆之火，质轻清，故治喉证。

《内经》云：二阴一阳结为喉痹，二阴是少阴，主热，一阳是少阳，主火热，与火结，则为喉痹。故治喉症，总宜祛火而兼清热也。

蓝叶：治肝胆之火，较青黛之性略沉。

海金沙：子结叶间，如胆附肝之象，而味苦能清火，故为治砂淋等之要药。

三焦与胆通，惟胆中相火结，三焦之水乃结，此药以结解结，故治之。

五倍子：亦子在叶间，而味带咸，故润降，润祛肺之痰火。实亦清胆，以其子在叶间也。又清三焦，以三焦根于肾系，五倍子咸，又能入肾故也。

桑寄生：附木而生，象胆附肝，味酸苦得木火之味，能清胆火，治风热筋脉结等症。

胆通三焦之网膜，外连于筋，寄生如藤附木，象人之筋也。

龙胆草：苦而根多，故主降胆与三焦之火。

胡黄连：中空，与黄芩均能走膜中空窍，而味极苦，正治相火，故主痨蒸。此与黄连之苦不同，黄连得苦之正味，故入心泻热。胆草、胡黄连得苦兼酸之变味，故入肝胆及三焦。

夏枯草：正秉春少阳之气而生，至夏则枯，味亦苦，正清肝胆及三焦之火。

瘰疬者，顶上筋脉之结也，此草蔓生，象人筋脉，质轻浮走上焦，故治颈上之结，又取自枯，有消耗之义。

青蒿：色青味苦，正治肝胆之相火，其节中必生红虫，乃感风化而生之虫也，故青蒿为去风清热之药。

人之痨虫，皆肝气相火相煽而生，假血以成质，故必骨蒸乃生痨虫。

青蒿节：以虫杀虫，消瘀去蒸，借虫以攻血，借风气以散郁火也。

防己：味似龙胆而中空能通膜网，故能清三焦相火，以利其水。

栝蒌实：子有油，而气烈，包有瓤而味苦，捣烂合用能解膈膜之痰火。

山豆根：色白味苦，入肺泻火，盖以金平木则火不上而克金矣，故治喉痛。

喉是少阴心与三焦之证，豆根治木火，是治三焦也。马齿苋叶内有水银，得金水之性也，味酸气寒，故能清三焦之火以利水。

鲤鱼胆、青鱼胆：以类入肝胆，味苦，又生水中，正得水性，为治肝胆火之正药。

熊胆：故治喉目，熊生于山，而毛兽秉风性，胆又极苦，故入肝胆清火而治喉目。

地骨皮：极厚象人膜，味苦气寒，故清三焦之火，三焦与胆同司相火，然三焦之根在肾，肾中阳气上通，亦以三焦为路道，故肾能移热于三焦。地骨皮入土极深，得土下泉水之气，故能清肾水中之热，能泻命门中热也。

评注

此问论木火关系，及木火之证治用药法。唐氏对包络、肝，胆、三焦与心之关系，既心君火，胆三焦相火；包络肝风木之定性，纯遵《内经》，是正确的。但在论述中仍欠通透全面，盖火之源头是心，心为太阳，是一大火球，通过血脉管、微丝血管，将火散射到五脏六腑身躯百骸则为热，而五脏本身皆有自己的火，又是君火的分支机构，唐宋后医书名此为“阴火”，即指此也。

同理六腑也有自己的火，称为“阳火”，主消化水谷、运送养料、通调水道、排出废料，皆是相火的分支机构。肾间命门之相火，经三焦而上达于心，携带肝胆包络之木气，以生心火，此乃供应燃料、点火焚烧以生心火之义也。无此好后勤，心火也终将熄灭。

然人身主火之总司令仍在心，所以心火称为君火，主火之后勤总司令乃在命门，所以命门火称为相火，而具体经办者是三焦胆。火一也，一分为二，一在天上，称太阳、称君火，一在地下，称相火，出于地面而上者，三焦胆也，所以三焦胆也称为相火，相辅相成，以成火之全局也。

肾中元气，即命门火之气，地处下焦，是人生命之源，故称元气；入中焦为中气，主掌纳水谷、消化吸收，分配养料等工作；入上焦为大气，斡旋全身之气化。气主煦之，即少火生气之义，此气健，人则无病而长寿，此气衰，人身则体弱多病；此气过旺，则为壮火食气，导致旺中变衰，即阴火为元气之贼也。可见阴火宜守于五脏，出入循法度，过旺与不及皆为害，以和平为贵。唐氏未通透此关，只得出片面之结论，认为“凡人血足，则不怯寒，可知血属热气，不专属火”，火与热分不清造成之结果。

脏者藏也，火藏于内；热发于外，是正常之理，与火炉内与火炉外之关系是一样的。如火藏于内而火舌又迸发于外，则是异常之理，异常之理则火病生矣，须要治疗。同理火藏于内，而热不发于外，则为郁火，亦是病矣，也须要治疗。治疗火病须清须下，清用生石膏芩连之类药物；下用硝黄之类药物。治疗郁火须要升发，升用柴胡、升麻、桔梗；发用薄荷、荆芥、防风等等。

火虽各脏皆有，然各脏仍各有独自专能，如肝与心包络，同属厥阴经，为风木之脏，木为生火之原材料，供应心脏生火，亦能自身起火燃烧，同时火起风生，风助火势；火助风威，风火相煽，火愈炽，指此也，进入五脏六腑身躯面骸，造成风火木之灾病。然风木之总司令仍在肝与包络，其理与心为火之总司令相同也。

推之其他各脏腑之所主亦确切无误，因此问专论木火关系，在此可无须赘笔，学者自明。余所论者，在《难经·四十九难》中已有提示，不过《难经》所论乃色、味、臭、声、唾之类，余所论者，专指五脏所主而言，此其别也。余对《难经》另有专注阐发，可参观。此为专补历代医家，非仅唐氏之不足而作也。

唐氏对木火证，选例之药物疗法，有针对性，有理有法，井井有条，明白通畅，不须注释，即可明白，此不费词。以唐氏之药法，益可证明余对木火之论述正确无误，重点提到火字，少少辅之以木字、热字。盖六气之害火为最；热次之，风木为流行之气，诸病之媒介耳。

由此可知，唐氏末尾提到肾中或命门中之热字，以改为火字妥当，因温与热还是人体适当需要的，稍高一点，危害不大；过低则身躯冰硬而死亡矣。但火之危害大矣哉！若其过亢不藏，必成燎原之灾，使身躯立刻枯槁，甚至化为灰烬而终，世上若出现自燃而为化灰烬者的话，可证余言之不诬也。

62问曰:上言热与火异，今言肾生之热亦合于三焦之火，何也？

答曰:此可分亦可合，非截然分膈也。天之阳可以助地之火，地之火亦可以助天之阳，所以少阴之热可并于三焦肝胆，而三焦肝胆之火亦能入少阴心肾。故凡暑热瘟疫，皆感于天之热气者也，其初发热口渴，则但属热。

用石膏等以清之，其后并于三焦胆火，入心包，则兼火，治宜牛黄、黄连、黄芩、黄柏、栀子。牛黄，系牛之病，多生肝胆中，或生心膈间，或生角中，能自行吐出。

盖火发于肝胆而走于膜膈，以达周身，故牛黄生无定处，皆是其膜膈中之火所生也。因火生痰结而为黄，是盖牛之痰积也，以牛之痰积治人之痰积，为同气相求以敌诱敌之妙剂。其黄由火而生，故成为火味而苦。火之所生者，土也，痰亦脾土所化，故结为黄，且气香，以其成于土，故色黄气香，土成则火退，故用以退泻人身中之火气。香善走，故透达经络脏腑而无所不到。其祛痰者，火降则痰顺也。

63问曰:何以知牛黄是秉火之性而生？

答曰:牛有黄，用火烘之，牛前置水一盆，欲饮不得，则黄自吐出，因火之逼，思水而吐出，则知黄是火所生。

64问曰:既系牛病，何以又为良药？

答曰:秉异气得间味，故灵变，在牛为病，而以之治人，又为良药。如乳香、血竭是树脂外注，亦树病也，而即以为良药。僵蚕风死，乃虫病也，而亦为良药，总以气化相治，不可拘于形迹。

评注

此间专论牛黄之性能，而以肾热合三焦之火及热与火治疗之别为引言导入。在上问评注中已阐明，肾热合三焦之火，应将热字改为火字之理，兹不赘。若天阳可以助地火，诚对；地火可以助天阳，在人身是对的，若在宇宙中，地火不能直接上重霄入太阳以助之，只能在地面上助所得天阳之不足而已，此又当细辨，不可混同。

由此可知，人身之元气，即宙字中之太阳，《素问·刺禁论》谓“七节之旁，中有小心”是也，既水中之真火不能补。前论心火之太阳实则受命门之火而生，反过来其他脏腑之火是太阳的分支机构，以太阳为总司令，所以心及其他脏腑之火，既可补也可助。太阳是一分为二的，先天太阳在肾间命门；后天太阳才是心。

先天太阳之火不能补，即肾中元气不可补，此气受胎之初已得，决定人之寿命长短此也。若一生无戕害，则能终其天年，若有戕害则夭折，不管人如何保护它，保养它，也不能长生不死，世间无长生不死之人，所以也就没有长生不死之药。

而人生又分婴幼少青壮衰老死等几个阶段，如徐灵胎云；“譬如置薪于火，始燃微（指婴幼），渐久则烈（指青壮），薪力既尽，而火熄矣（指死），其有久暂之珠者，则薪之坚脆异质也”。但徐氏未言火烈后火势必锐减，即旺中变衰，在人即衰老也，括号中之词，吾之简注也。

生命之火，燃烧之久暂有两个因素，一是受戕害，或胡折腾造成的；一是薪之坚脆，即质量问题有关造成的。这种元气之薪，乃得之父母氤氲之初，属先天，不能补，如元阳飞越，可用药助之使归其宅；如能补的话，世上就有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人作展览了，秦始皇、汉武帝可以活到现在还健康呢。这里补充论述一下中医对生命学之观点，使洋人不要瞎说中医不懂生命学。

人之元气与宇宙中太阳一样，系一大火球，中蓄燃料，进行核裂变发光，外表温度约摄氏3000度，昼夜不停放光芒，但在亿万万年后，燃料尽烬，必殒灭。此燃料禀赋于宙宇受生之物，即混沌初开，乾坤始定之时；即无极生太极之时，其后则不能补助供应燃料一样。人身一小天地，为了阐明这个生与死的真理，不得不引出宇宙中太阳系来加以印证。唐氏因未能通透于此，故下了“天之阳可以助地火；地之火可以助天阳”的片面结论。徐氏虽了解元气不能补之真理，但亦未达到化境。

唐氏对牛黄之解，精确透彻，千古隻眼，回出诸家本草之上。因此三问合并为一问以明之。牛黄是牛得火病不解，相火熬脾痰结成，得土之色而具火之味、气香窜，以之染指甲，而色透甲，洗之不掉者真，否则赝品也。结牛黄之处又在相火所司之胆三焦膈膜及角等部位。以病治病，即以敌诱敌而歼之之法，以痰治人身之顽痰痼疾，以苦清邪火；气香窜透达则无所不到。人身之怪病多属痰火作祟，以此治之神效，真是灵品。

老乡常说：“牛黄狗宝，吃了就好”。信息反馈，证明治疗怪病，此为奇药。牛黄是牛病，火逼脾液成痰所生，视病牛是否生黄，还有法焉，凡生有牛黄之牛，吼叫惊人，好饮水照水，以视其形，夜则身上发光，眼如血色发红，此诸现象，皆为牛病火证之证明，约有火灼颠狂之象，而其牛身夜发光；发于何部最明亮，定于其部有牛黄无疑，故此为药中之宝、最灵变。不但治痰结，愈颠狂，凡人身有邪火之处，诸下火药无能为力者，皆可搜刮而清理之，真属药中之异品，可惜真品少见，多系伪制品，故用之无效验。

七情

65问曰:六淫外感之药，既得闻矣。而七情之病生于脏腑内者，药当如何？

答曰:上所论之脏腑气化，盖已略备，病虽发于七情，又岂离乎六经？会而通之可也。

评注

此问论七情之病，不离乎脏腑六经气化。六气六淫之病感于外；七情之病生于脏腑之内，有外因内因之别，治法用药，实不宜混淆无则。但辨证辨病时，亦与六淫一样，离不开脏腑六经气化之盛衰变化。譬如走路一样，一个由外面走进至于此地；一个由内面走如至于此地，虽来路不同，但到此地则一也。所以能领会第六章各问所论之精神，会而通之，以治七情之病，则不难矣。

66问曰:外感内伤古既分门，至今岂可缺论。七情内生之疾，用药自当有别，尚求一一剖示之。

答曰:理只一贯，而病或百出，岂能屡陈。今子即请问，无已不得不举其大略也，可遵丹溪之法分血气痰郁四字，以赅举之。然血气二者，予于卷首已详论矣，故吾不欲再议焉。

评注

此问提示将以丹溪治内伤杂病之分血、气，痰、郁四字作为提纲，赅论七情内生之病。唐氏提出“理止—贯”，此为见道之言也。只要是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病。岂百出，实则千出，万出也，确实无法一一缕述，只要掌握了医学真理，即天人合一、六气六经、脏腑气化等等，以之见证辨证；见病辨病，无不通达，根据病机，论治处方用药，真可著手成春矣。

至于提到遵丹溪治杂病之四字法，确实为易简易行之妙诀。血气二者，唐氏已于卷首首论之，可参观5至11问自明，不过此为，专论七情，还要在具体运用上继续阐发补充的，以期更能吻合，以提高理论与治疗效益。

67问曰:血气二者，虽前文已论，然前系通外感内伤而言。今单论内伤，则不得不再详血气，请再为弟子申论之。

答曰:血者，肾中之津液上于胃，与五谷所化之汁并腾于肺，以上入心，化为赤色，即成血矣。心象离卦，汁液入心，象离内之阴爻；化为赤血，象离外之阳爻。故血者，阳中之阴，水交于火即化为血也。西医谓血有铁气，用铁酒补血。余按铁本水金之性，当属肾经。血有铁气，即是肾水交于火而为血也。然或水气交于心，而心火不能化之，则亦不能生血。

故仲景复脉汤既用胶地以滋水，而又用桂枝以助心火，洵得生血之法。西药用铁水，必造作酒服，亦以酒属阳，能助心火也。西医知其当然，但未明其所以然，今为指出血所生化之理，乃知当归正是补血药。其味辛温，火也；其汁油润，水也。一物而具二者，是水交于火所化之物也。恰与血之生化相同，故主补血。

川芎：辛温得火之气味而无汁液，故但能助火以行血，而不能生血也。

地黄：有汁液不辛温，故但能益水液滋血之源，而不能变化以成赤色。

桂枝：色赤入心助火，正是助其化赤之令。

丹皮：色赤味苦泻火，即能泻血。

白芍：味苦能泻血，其色白故又能行气分之水。

红花：色能生血，而味苦又能泻血。

桃花：红属血分，仁在核中，又象人心，味苦有生气，是正入心中，能行血能生血。心中血液中含灵光，即神也。神为血乱，则癫狂乱语，以行气者入心导之。

远志、菖蒲、麝香：皆能开心窍。

丹皮、桃仁、干漆：皆能去心血。又有痰迷心神者，不在此例。

血竭：乃树脂注结而成，气香散故能散结血。

乳香、没药：亦树脂，象人血又香散，故行血。

蒲黄：生于水中，其花黄色而香，是属气分不属血分也，其能止血者，盖以气行则血行。火交于水而化气，气着于物还为水，气行于血中而包乎血外，故行血赖于行气，而行气即是行水。

白茅根：利水行气，故能行血也。凡吐血必咳痰，痰为气分，盖必气逆水升，然后引出其血也。

川贝、杏仁：故用降气行痰，气降则血降矣。气滞血瘀、寒热身疼，女子经闭不通，亦当行血中之气。

香附、灵脂、元胡、郁金、川芎、乳香、降香：为主。胎血下漏必先漏水，以其水气先行而后血行，气即水也。

升麻、参、芪：以升补之。

苎麻根：宜以滋之。

苎根汁：本白而能转红色，故生血，是水交于火化血之义也。

藕节：藕节亦然。藕生于水而上发花，花秉火色，是水上交于火之象。

藕汁：能转红色，又是火化为血之象。藕汁之气化与人血之气化相同，所以清火而化瘀血。盖清火之药是水交于火也，故能止血，芩连是矣。

姜艾：补火之药是火能化水也，故能行血，姜艾是矣。

评注

此问专论血证及用药大概。唐氏是血证名家，撰有《血证论》专著行世，对血证深有研究与发挥，在古今医家中首屈一指，声誉洋溢海内外。此问论血证之纲领已备，学者宜潜心揣摩，结合临床实际，自有心得。然亦有美中不足，应于补明者。盖先天之血，本于肾水交心火所化，后天之血乃源于中焦脾胃水谷之汁，奉心化赤是为血。唐氏对此，揉在一起，所以提不出先后天之别。肾主五液，但其液之来源，在后天还是由太阴脾肺所供应，不是肾凭空白地变出来的。

道理是这样的，脾胃将吸入的水谷之汁，经过微丝血管，即三焦上的管道，送入肝门静脉，再会合由肾以及下半身躯之回血，入总静脉管（即下腔大静脉），送入右心房，下右心室，再被肺动脉管吸入肺中，吸进新鲜氧气；吐出二氧化碳，其血即由原来的黑色（水之色），氧化变为赤色（火之色），再由肺静脉送入左心房，下左心室，输送到全身各部。由此看来，心火之化血，全仗天阳氧气。心体之左属阳，为离卦之上爻；右属阴，为离卦之中爻；下属阳，为天阳氧气。

卦之解由下爻起，下爻之变化为其卦之关键所在，故天阳氧气是奉心化赤，是为血之关键所在。心脏之构成分心阴心阳两部分，左为阳右为阴，阳为火阴为水，水交于火是为血，吸入天阳之赤化，恰恰构成离卦。肺为相辅之官，辅助心君乃能成其为血也。余之此解，前人未曾道过，但与实际，完全吻合，医学之进步，应与古维新，不能凡千年一贯制，老是那一套，话说三遍淡如水，谁听勒！

关于水交于火，在中焦是为湿，在上焦是为血，此应分辨，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至于提到血中有铁气，因唐氏处于清末，西医初入中国之时，且西医当时也处在幼年时期等种种条件所限制，提出之名词难免不切合实际，应以历史唯物观点看问题，切切不可把自己置身于轻浮浅薄的地位，去讥笑披荆斩棘，开拓前进的古人。

因铁为构成血红蛋白的主要成分之一，缺乏铁时可引起低色素小细胞性贫血，因此需要补充血中铁元素，西医过去用铁酒，现在用硫酸亚铁、含糖碳酸亚铁等含铁药物治疗。

酒也好、硫酸也好、碳酸也好，总是兴阳助火之物类，能促进上焦水交于火而化血之作用，西医理解不了阴阳合化之奥义，只知是为了防腐和起化合溶解之作用，免于铁之变质，不宜于肠胃吸收而已矣。其他关于论中药，补水、补火、化血之理，在第二章药性中已有论述和评注，列于5至11问中，学者可与此问互参则明矣，兹不赘。

至有论到藕生于水中，而上发花，花秉火色，即红色。盖莲花有红白二种，红莲入血分，清火止血，化瘀生新；白莲入气分，清热滋阴通气，其下长之藕，作用同于其花之色，此又不可不分。还有在蒲黄解中，提到“其能止血者，盖以气行则血行”。此明指行血，何能止血呢？盖因人身出血不止，总是气有郁滞不通造成的，气为血之帅，气滞不通，则血乱行而或上或下，在其薄弱处突破溢出于外，不循其经矣。

蒲黄气香色黄，生于水中，能引水中之气上行交于火而结蒲黄，火气退生成土色黄，血即水也，土可制水，能制水即能止血也，气香与水气，皆气也，气郁滞得香则通；得水气则补，则气行，气行则外溢之血可返回循经流行，故血可止，而曰气行则血行指此也。若血郁滞不通，蒲黄宜生用，既通行血脉，又去瘀于外；止血则宜炒用，因炒后气更香而味涩，既可通滞，又能止血。

68问曰:发名血余，今拔其发根下微有白水而无血，何也？

答曰:此理最微，知发之生化即知血之原委矣。人身之血由后天饮食之汁入心化赤，循冲任下入胞宫，与先天肾水相交，于是化而为精，由肾系入背脊，循行而上入脑，遂化为髓，以生骨，故人死皮肉化而骨不腐。盖皮肉或单秉气而生，则遇阴（阳）则化；或单秉血而生，则遇阳（阴）即化。惟骨由精髓而生，兼秉气血之全，故不腐化，所以补骨必补髓，而补髓又在补精。

鹿茸：为气血之最强，通肾脉，故补精髓以强骨。

地黄、黄芪：气血双补，皆能化精以补髓也。

牛骨髓、猪脊髓：皆是以髓补髓。夫补髓先补精，精为气血所化。肾气丸、菟丝子等药皆气血双补，能化精者也，精化为髓，而脑髓中有寒，则用附子、细辛从督脉上脑以治之，由气分而入脑也。

脑髓中有风有热，则用羚羊、犀角、吴萸、薄荷、荆芥、天麻、黄柏、青蒿、苍耳子以治之，从厥阴肝脉由血分而上脑，此则脑髓之治法。吾子虽以治之，未问及。然髓是气血合化者，今与子论血合气之理，故并论之。髓中藏精，主记事，心神上合于髓精乃能知识用事。故髓气不清则神亦乱，癫狂其多病此；髓不足则知识不强，治法可以上引经之药以类求之矣。夫骨秉气血二者，故不腐化，毛发亦入土不腐化。

盖血生于后天，属任脉，下交胞宫，合气化精则生髓。若夫气则生于先天，肾中者也。气生于先天，属肾脉，下交胞宫，合血变精达于冲任二脉。化而上行，循经脉，则绕唇而生须。充皮毛，则生周身之毛。随太阳经上头，则生头发。应肝之部位，则生腋下前后阴之毛。人之面部、额上属肺，目属肝，眉居目上，正当肝肺交界处。肝主血，肺主气，血气相交，是以生眉毛。总见毛发者，血随气化之物也，故发名血余，以其秉血而生也。

拔其发根，下只有白水，水者气也，是气化其血之验也。然则毛发亦秉气血之全，故不腐化，制发为药，可以补血，以其为血之余也。又能利下水，以其为气所化也。《本经》言仍“自还神化”此四字，无人能解。不知神者，心所司，谓发之性能还于心为神，复能化血以下交于水，相为循环也。草木亦然。阳木遇阴则化，阴木遇阳则化。

惟梭象人之毛发，亦入土不腐化。盖草木亦有气血，秉天者为气，秉地者为血。梭象毛发而秉草木气血之全，阴阳合化之所生，故不腐化。且梭之性与发略同，功能利水又能止血，此可知血气相合之理矣。其他治血化气之药，皆可从此类推。

评注

此问论血气精髓而引出发毛骨皮肉等作为论据。关于血生之由，上问及其评注，论之已详，兹不赘。盖血由心脏，经任冲两脉输入丹田，即胞宫，与先天肾气合化而为精，再循十四椎入脊上脑，即经由督脉上脑，与脑之元神化为淡黄色之脑脊髓，髓又化之以生骨，因骨为血气化合之全，具金刚之性，故人死后，其骨入土不腐化，同时人世间称不腐化之人为硬骨头，理与此通。

但脑髓也是血气合化之全，为什么入土要腐化？因脑髓与皮肉一样，虽为血气合化而生，但有偏阴偏阳之差别，脑髓是偏于阴，皮是偏于阴中之阳而在外，肉是偏于阴，既有所偏，故阴遇阳则干而腐化；阳遇阴则柔而腐化，皆逃不脱被腐化之结局。而骨为髓所生，生骨后则髓退，只充塞于骨腔中，骨秉血气阴阳之全而带金刚之性，土湿不能克之，故入土而不化也。唐氏把阴阳血气，一刀切开，忽视了独阴不生，独阳不长的关系，所以得出之结论，自然是片面的，今为补正，以求其全。

发是气血合化，唐氏论之已详，并兼论及胡须、眉毛，腋毛、阴毛及周之汗毛，可谓备矣，皆为阴阳血气合化而产生的金刚之象，故入土皆不腐化。但骨与发等，虽然入土不腐，但用火焚之，即化为灰，可见也是遇阳则化之物，只是遇土不化；遇水不化；遇木不化；遇金不化，而火化与腐化之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火是生命之源，万物离不开它，怛又怕它，生命之火花，即人之元气，元气未尽，人是不会死的。

皮，肉、髓、脑等，皆血气合化而偏于阴血，故遇土即化，血为水类，土克水也。植物中之棕榈，与人之毛发同类，故遇土亦同样不被腐化。其他植物，不是甲木，便是乙木，总有偏阴偏阳之差，故入土亦被腐化。血，脑，髓、骨等病之药物疗法，唐氏论之已详，尤其对血余，阐发精详，比诸家本草有所发明，学者宜留意焉。

69问曰:人参、黄芪之补气，卷首已明言矣。而茯苓亦云化气，何也？

答曰:气者，水中之阳。人饮水得肾阳化之，则水质下行而气上升。茯苓秉土之精而味淡利水，水行则气升，且下有茯苓、上有威喜芝，乃茯苓苗在松巅上，与茯苓悬绝，而茯苓虽在土中，其气自能贯之。茯苓之气所以能上升也，所以性能化气者，此也。然滋生元气，不如人参。扶达元气，不如黄芪也。

评注

此问论茯苓化气之理。此问与9问似有些重复多余。茯苓化气之理，可参看9问与其评注自明，兹不赘。人参不能滋生元气，但能滋生中气与大气；黄芪不能扶达元气，但能升中气与大气，两者能协调元气，使生命之火，能充分燃烧，不致未尽而熄灭，用之得当，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其原理可参观62问评注自明，兹不赘。

重申一下，若元气能滋生能扶达的话，则人可以长生不老、长生不死。然扶达从某些条件上看，是可能的，如练气功到升化阶段，有这种气感与外用功法，滋生则绝不可能。此理不但历代名医所不解，连《本经》，《内经》中亦有不老神仙之说，导使许多聪明人误于“仙学”中去，如葛洪本来已死，偏说他还在，成了“神仙”。只有徐灵胎力抨不死神仙之说，但在发挥元气之说上，还未达封化境，致使自欺欺人的不死神仙之说，仍然有他的市场。

70问曰:经云壮火食气，少火生气，此又何说？

答曰:气者，水所化而复还为水，上出口鼻为津，外出皮毛为汗，下出二便为液。设火太甚伤其津液，则失其冲和。则气虚而喘，五味、麦冬以润之，气泄而盗汗，生地、丹皮、浮麦、地骨皮、龙骨以清敛之；气滞便涩，肉苁蓉、当归、火麻仁、杏仁以滑之。且如肾阳有余，阴气不能蓄之，则喘咳虚劳之证作，非大滋其阴不可。故用熟地、龟板、元参等以水配火，不使壮火食气，斯气纳矣。

凡人饮水入胃，渗入三焦膜中，而下入膀胱。命门之真火，所从胞室，蒸动膀胱之水，而气于是乎出。此真火随气上行，其路道即在焦膜之中，遇水所过，火即蒸之，皆化为气，以充周身，故年少气盛者，其小便少，水皆化而为气故也。

此真火不寒不烈，故称少火，乃人身生气之源，观仲景八味丸独以肾气名之。盖有桂附又有萸地，阴中之阳，诚为少火生气之方。桂枝化气，亦是此理。故只温而不烈，色黑入肾，正能生气，桂附性烈，须济以阴药。然使其人本有阴寒，则又须桂附纯阳之品，乃能化之也。又凡气上脱者，则喘促，属阴虚，宜滋阴以敛真火。气下脱者，则汗泄大小便不禁，属阳虚，宜补火，以收元气。然无论阴阳，皆当利水，水化则气生，火交于水，则气化。知乎此者，可以探造化之微。

评注

此问论壮火食气；少火生气之理及其辨证用药法则。唐氏对少火与壮火，以水与气入手，别有新解，即从水化气；气变水；火交于水而化气入手，既论病又论药，精义层出不穷，千古绝招，叹为观止。少火壮火出自《素问·阴阳应象论》，原文曰：“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

此节经文之详解，在余所著《素问要旨》中，兹不赘。此宜申辨者，人身时刻都离不开火，若有稍离，身则冰冷而僵硬，火为人身活动之机转明矣。但火过旺，旺中则要变衰，因其过旺，烘得人身津枯液竭，精华殆尽，即唐氏所云宜滋阴以敛真火，既壮火食气，气即水，水枯则气乏，如壮火食了一样，少火乃不寒不烈之文火，此火对人身之生机有促进发展作用，可使水徐徐化为气，充身泽毛，使人精力旺盛而强壮，故曰少火之气壮。气由少火蒸水而来，故曰气食少火，或曰少火生气，反正讲都是一回事。

此古人描绘二种火之形象，淋漓尽至，活龙活现之词汇也。犹有遗蕴之处，请参看60与61问之评注自明。末尾唐氏之总结妙极，关于火病“然无论阴阳，皆当利水，水化则气生；火交于水则气化。知乎此者，可以探造化之微”。按：关键在“皆当利水”四字上，仲景八味地黄丸是火交于水则化气之典范，桂附是火，山药生地山萸肉是水；茯苓泽泻是利水化气，如果没有苓泽利水，水成了死水，火交之，亦不能起死回生。

水活了，火交于水才能化气。死水如日照南北冰洋；活水如日照太平洋一样。仲景真武汤，附子汤，皆是壮阳补阳抑阴寒之药方，必用茯苓利水化气，同样是这个意思。钱乙六味地黄丸是滋阴以敛真火之主方，但也必须用苓泽以利水化气，使滋阴药起到水交于火，而达到敛真火之目的。综上所述，皆当利水四字，是唐氏发亘古之秘，末尾这段总结文字，字字金玉，知乎此者，真可以探造化之微。再三读之，使人心悦诚服，五体投地也。

71问曰:伤风亦有痰，伤寒亦有痰。何以先生论痰归入内伤门哉？

答曰:痰由所饮之水不化而生，是在身内者也，故归入内伤门。

评注

此问论痰归入内伤门之理。盖外感与内伤皆有生痰之可能。而痰又是内部水饮不化，遇热熬炼而成，但亦有寒凝之痰，不过很少。治外感之痰，以发表祛风寒热为主，表解则痰清，不加利痰之药可愈，稍佐分饮利痰之药则效更速，如仲景小青龙汤去麻黄加杏仁生石膏，是千百年来治外感痰喘之神方。治内伤痰证则较外感为难，但总不离肺脾肾三经立法，后问将要缕析，兹不先明。总之不管外感内伤，痰总是由内之水饮所生，故归入内伤门为准确。

72问曰:各书有云半夏治逆痰，苡仁治流痰，生姜治寒痰，黄芩治热痰，南星治风痰，花粉治酒痰。名色之多，几于无病不有痰者，此何说也？

答曰:此说诚然，但论痰者，当详痰之原耳。盖痰即水也，水即气之所化也，无一病不关于气，故无一病而不有痰。气寒则为寒痰，清而不稠，古名为饮，今混称痰。乃火不化水，停而为饮者也，以补火为主。

干姜：补脾火，是以土治水，

附子：补命门真火，是以火化水。

茯苓、半夏：利水降水，此皆为水饮正治之法。

水停为积，先宜攻之。

甘遂、大戟、芫花：行水最速，下后则当补养，以大枣、白术、甘草培其土为主。

酒：酒者，气化之水也。饮酒者每生热痰，盖酒属阳气，诸熏蒸津液而为痰。

人之脏热者，多因酒生热痰也，皆宜知母、射干、硼砂、花粉以清利之。

人之脏寒者，水不化气而停饮，宜砂仁、白蔻、芫花、茯苓以温利之。饮酒亦有停为冷痰而作痛者，治法亦如是。

下寒上热，下之水不化则反上，而上之热又熏之则凝痰，此宜以桂附苓半为主，略加苓麦为辅也。

牛黄：痰结心膈之间，则非牛黄不能透达。

栝蒌仁：以润降痰。

川贝：母色白气平，形尖而利，故降肺以祛痰。

南星：辛散，能散风，故祛风痰。

豨莶草：然风有寒热二证，故豨莶草味根苦降，亦云治风痰，是治热以去痰，与南星正相对待。

礞石：坠降，必用火硝煅过，其性始发，乃能降痰，性烈而速，燥降之品也。化红皮树生青礞石山上，大得礞石之气，且苦辛散降功甚陈皮，凡行气之药，皆能行痰。

总见痰是气不化之所生，药味尚多，未能枚举。

评注

此问论痰证根源及相应药法。唐氏论痰生之根源，是气不化水而来，确是一针见血之的论。因痰是水结，水结则气不行，行气则行水，水行则痰去。却是道出了治痰之妙诀。证分寒热二痰，总以行气之药为主以疗之，寒痰用热药；热痰用寒药；上热下寒，以治下寒为主用热药，治上热为标辅之以寒药，此为唐氏治痰用药之总方针，观其所举诸药则明白矣。然唐氏所举行气行水行痰之法，于实痰有效，若为气虚而痰结，行气则气愈虚，痰愈多，则又必须补气以行水行痰，如六君子汤是也。

痰总与脏腑虚实有关，根源还在脾湿生痰，上升而蓄于肺之病变，肺主气，气畅则痰化为水气，何痰之有，气不畅则痰留矣。故方书谓“脾为生痰源，肺为蓄痰之器”，盖指此也。然水之源又在肾，如肾阳不足，寒水上泛为饮为痰，虽脾不湿，肺气调，痰亦可生于内，治法当壮肾阳以镇水，如仲景真武汤是的方。如肾水亏，肾火有余，亦可熬炼脏腑经络之津液，以成痰核之病，即虚痨结核病也，如用行气行水之辛燥破气行气之品治之，则津愈枯，火愈炽、气愈虚，无异抱薪救火，安危利灾矣。

一切行气破气之品皆禁用，只能大滋真阴以配火，稍加润利化痰之品，使痰易化易出，上从口出；下从大便出，如川贝牛子牡蛎夏枯草大黄之类，可酌加配合以成功，还须酌加收敛之品，使肾阳不上浮，和血化瘀之品以通经活络，化脏腑瘀滞，即仲景血痹虚劳门之治法，可汇通用之。还有饮，不完全属寒；亦有属于热者，如温病之呕吐浠涎，风热入脑之鼻流清涕不止等等，皆属于热。大抵内伤之饮多属寒；外感之饮多属热，但不绝对，临证根据诊断，分析病机，才能确定。

73问曰:郁之为病，丹溪分为六郁何也？

答曰:此本《内经》，非丹溪所分也。然内结之郁，是赅六气，合气血论。丹溪之郁既列于六气之外，则当单就血分论，取其与痰相对也。痰是气不化，郁是血不和。

盖血和则肝气舒畅，而不忧抑。逍遥散为治郁良方，能和血以达肝气也。归脾汤治女子不得隐曲，用远志、木香以行气，又用当归、龙眼以生血，是治心脾之血以开郁也。

郁金子：能解诸郁，实则行血，血凝则气不散，故散血即是散气。

郁金：逐血之力甚大，用盘盛牲血，以郁金末注（治）之，其血即分开走四面，可见其逐血之力矣。观郁金之治郁，即知郁者气聚于血中也。

症瘕血痛必用香附、荔核、槟榔、茴香、橘核纯是入血分以散气。

莪术：尤能破血中之气，故积聚通用之。若三棱（积）色白入气分，则破积之用不如莪术。

凡积皆是血中气滞，故行气用沉香、槟榔；而行血兼用当归、川芎；血结则为寒，肉桂、艾叶以温之；气结则为火，黄连黄芩以清之。故破积，古方多是寒热互用，以两行其血气也。血不滞则气不郁矣。或偏于寒，或偏于热，或偏血分，或偏气分，又在医者审处焉。

评注

此为论郁证病机及其用药法则。按：《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证明郁与气有关。又《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可见五脏皆有郁，推之以赅六气则可，若谓《内经》之郁，是赅六气则不恰。然其治法，以调气为主。

丹溪论郁、治郁，是从《内经》而来，在五郁基础上，再加食郁，则成六郁矣。但仅取《内经》五郁之名，而未用治法也，其治郁之代表方剂为越鞠丸，合气、血、火、湿、痰，食，而统治之，以香附治气郁；山栀治火郁；抚芎治血郁；苍术治湿郁；神曲治食郁，缺痰郁未治何也？盖痰郁为五郁所造成，五郁治则痰郁不治自愈。

唐氏论郁，在丹溪论郁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创新，单以血分定论，取其与痰属气分相对待。因唐氏所论为血分之郁，故着重肝脾二脏，用方局限于逍遥散；归脾汤之类。并以郁金能解郁，进一步探出郁应当治血之理。但血与气有密切关系，气行则血行，血行则郁气散，所以气被困于血中，则成为气郁；气包血外则成为血郁。

癥瘕血痛，是气聚于血中之郁。血为阴，血聚不流，则为阴中之阴，故属寒；火烘血干，定而不走，久亦为寒，故用肉桂艾叶以温散之。气被困血中，被压缩而来回冲撞，必发火，故曰气结则为火，用芩连以清之，降温之下，气在血中之来回冲撞力必减弱，疼痛可减轻，古方治癥瘕积聚，寒热之药并用，其理在此。唐氏从血裹气；寒包热中，找出郁之根源，及其用药法则，拓宽解决了《内经》治木郁，火郁之范围，较前人有所发挥。但对土、金，水三郁，尚未解决。

盖土郁者，脾土壅结，水谷不化，大小便不畅，必以汗，吐、下三法；夺而去之。丹溪之治湿郁，仅是燥湿汗解而已，未能括铁腕手段，吐与下在内，惜其柔而欠刚。唐氏提出归脾汤行气生血之法，仅及木郁土中，调和畅达之义，只限于土郁之一种治法而已。但有一点为唐氏倡导之功，惜其未进一步发挥之，土之所以郁，必脾土内首先有气聚于血中之象，造成脾之功能失常，则须通行气血之药入脾理之，以治其根本，如郁金、姜黄、三棱、莪术之类可用。

金之性，本主收敛，最易郁也。故《内经》云“诸气膹郁，皆属于肺”，其理在此。诸种气郁于血中之证，如无金性之收，是不能郁的。《内经》提出治“金郁泄之”之法，乃发汗通小便之义，盖水气一通调，则诸郁解。同理金之所以郁结者，是气郁血中，复包于血外，造成肺功能失调，只用泄法，是难奏功的，必须入泄血气之药，以治根本。如郁金，姜黄、紫苏、荆芥、白茅根等，皆可配合用之。

火交于水，可化气；气遇冷复还为水，水郁乃水聚不流，又不化气，成了死水一潭而发臭，应折之使出。诸行水决堵之药皆可用，如大戟、芫花、甘遂、葶苈子之类。同理水之所以郁聚，必肺三焦膀胱之功能失衡，而有气滞于血中，决渎后，急用通行血气之药，治其根本。香附、郁金，瓜瓣、桃仁、红花，蒲黄、白茅根之类，皆可选用。

以上所述，可代唐氏发挥之未尽，较之丹溪之解郁证，更趋全面具体。总之，诸郁皆血滞气郁而来，或偏寒，或偏热；或偏气；或偏血，具体郁证，具体分析，具体选药以治之。不但针对郁证，对百病皆得其辨证论治之要道也。最后引何西池之话，作他山之石，何曰：“百病皆生于郁，与凡病皆属于火，及风为百病之长。三句总袛一理，盖郁久未有不病火者；火未有不由郁者也；第郁而不舒，则肝风之病作矣”。此与上文互参，则知郁为万病之根，欲使万病回春，必使君心胸开阔，心情舒畅，即三分吃药七分休养之义也。

药品

74问曰:《神农本经》药分上、中、下三品共三百六十种，以应周天之数，历代增入，至《纲目》千有余种，《本草从新》又有增益。此卷所论，或遗本经之药，或取方外之谈，或及西法，或采新药，不拘一例，得毋混淆。

答曰:此为辨（办）药之真性起见，凡显然易明，确切不移，精妙无比者，一一论定，使人知此理，则真知此药，并可以用（周）知别药。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古今本草已言之义，既赅举而无遗。且兼西人格致之学，以解灵素不传之秘，而西药之得失，亦可举（与）此以订证焉，虽此卷非本草专书，而本草之精义皆具于此矣。

评注

此问从药品本草书论到此书之特长。按：《神农本经》载药数，总计三百六十五种，除去重复十八种，实数仅为三百四十七种。其药物分上中下三品，根据《本经·序例》上说：“上品一百二十种为君，能补养，无毒，可以多服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种为臣，能治病补虚，无毒或有毒，斟酌使用；下品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专主治病，能除寒热邪气，破积聚，多毒，不可久服”。

自汉以后，历代有所增入药品，至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药品已达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本草从新》乃清代吴仪洛撰，是以《纲目》和《备要》为蓝本所纂，药品不超过千种，另有新增数约数十种而矣。确有所增者，乃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新增药品七百一十六种，若合《纲目》则共计二千六百零八种，此才可谓真有增添。

至于唐氏此书论药，去其重复，共计三百三十种，从《本经》以下诸家本草中，不拘一格，旧药新药，择其显然易明，确切不移，精妙无比，而有代表性之大路药、常用药，一一论定，务求药性之真，既为什么能治病之理，加以反复论证，不厌其繁，使学者能掌握药性之所以然，对一切未加议论之新旧药品，不须翻书查考，一隅三反，一见一尝便知其真药性能，真本草书中之宝书，本草学中之《难经》也。

较之诸家本草，分门别类，甲乙丙丁排列药品，性味归经主治选方等，论述一起，读后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性只四；味仅五；归经不过十二，药品一多，眩目迷神，若无临床丰富经验者，简直走进了八阵图，不知出路在哪里。造成“开卷了然，闭卷茫然”之效果。这类本草书，谓之死本草可也；不死不活之本草亦可也，读之使人味如嚼蜡，提不起兴趣来。唐氏另辟蹊径，以名师授高徒之法，融会贯通，口授心传，把本草学讲活了，使之知道所以然之理，则永志不忘，真本草书中之瑰宝也。

唐氏书绝妙，但仍有遗珠之憾，余乃唐氏之晚学生也，著评注者，正是为了完美此书，拾遗补缺者，为了使唐氏书在中药学上起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之作用也。“汇通西说，解灵素不传之秘”，是研究医学、发展医学的必由之路。但因时代和条件所限，谓“以此可订西药之得失”则非也，盖西药多为化学制剂，性能不同，形色气味，每多一致，何能订正焉。

如阿司匹林，色白味酸，乃得金之色；木之味，应主收敛为是，但其性又偏偏能发汗解热退烧，与中药辛温、辛凉发汗解肌，恰恰唱了反调。总之，中药是自然药材，是以自然性、物理性来定药性的；西药是化学药品，是以化学分析来定药性的，两者炯然不同，各有专门，不可混同。

药书

75问曰:本草如《纲目》、《求真》、《钩元》、《集解》、《百种》、《三注》等书，世所尚矣。先生论药，谓各书皆未尽善。然则（而）各书可废乎？

答曰:不然，各有优劣，但当弃短取长，毋得一切废黜。《本草百种》徐氏尤精密，然如人参、黄芪亦乏精义，但其书大纯小疵，未可执此而斥其纰缪也。《三注》亦切实，然尚未到化境。《纲目》泛而无当，然考药之形象，与所产之地亦足取焉。《求真》、《钩元》等书敷衍旧说，可探无多，鄙意自谓，此卷论药性极真。举此义以较论各书，则弃取从心，自不迷眩，非欲废各书而独行己说也，愿天下操术留心者共订证焉。

评注

此问论诸药书名著得失及重申本书实质。按：《本草纲目》系明李时珍撰，《本草求真》系清黄宫绣撰，《本草述钩元》系清杨时泰撰；《集解》无所考，答词亦避而不提，可能是《本草集要》明王编撰之误，又可能是清汪昂所撰之《医方集解》、《本草备要》，两书之淆误，皆属问词之误；《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系清徐灵胎撰；《本草三家合注》系清郭汝聪编辑，三家者，张隐庵、叶天士、陈修园也。

以上诸书，诚如唐氏所说：“各有优劣，但当弃短取长，毋得一切废黜”。真平准之言，合乎实际。其中尤以徐氏《百种》，冠绝医林，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一首先提出识别药性之大法：“凡药之用：或取其气；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质；或取其性情，或取其所生之时；或取其所成之地，各以其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深求此理，可自得之”。真千古名言，字字金玉，启后学无限法门。

唐氏接过了徐氏之接力棒，进一步发挥下，完成了《本草问答》，登上了本草学高峰。余之所以能评注唐氏书者，亦多得徐唐二氏之绝作，有以启迪也，晚学生刻苦学习徐唐二位先祖师之书，若不能进一步推阐之、发挥之，补正之，使之更臻完美，造福医林，则不算好学生。虽不敢自诩青出于蓝，然后进者吾之师也，愿以此订正我焉。

徐氏《百种》，对人参黄芪之解，较之唐氏所解实不及，但恰如唐氏所评徐氏之书，大纯小疵，未可执此之未详而否定其精华也。《三家注》，遵经注解，发挥经义之处不少，颇切临床实用，但未达到淋漓尽至，即达到最全面、最高度之化境。以上两书，为药书中杰出好注本，多为医家传习称赞。

至于《纲目》，为药书中之巨著，李氏化二十七年时间写成，稿经三次修订，为本草集大成之著作，这部学术佳作，不但风行国内，目前已有俄英德法日拉丁文等几种文字译本，为世界上有名的医药学文献。不但为进一步研究医药有帮助，而且是研究动植矿物的良好参考书。但《纲目》每多为医家所诋毁，因嫌其资料丰富繁多，难免鱼目混珠，欠简明扼要，在临床应用上，有望洋兴叹之慨！故唐氏评为“泛而无当，然考药之形象与所产之地，亦足取焉”。评论完全与实际一致。比之一概排斥之陈修园则高出一畴。

《求真》以治病之范围汇药编排，《钩元》乃节录《本草述》而探其源；《备要》多为精简《纲目》而来，目的使趋于实用，故曰“三书敷衍旧说，可探无多”。评语合乎实际。从探药性之真，并得其所以然上看，《问答》是首屈一指的，读后使业医者大开眼界，心灵手巧，执简御繁，用药处方，效如桴鼓，立起沉疴，得益日多，才知此书是圣书、是宝书。

跋

人身小天地，气血分阴阳。内外失调摄，偏胜则为殃。

轩岐大圣人，闵民恒如伤。坐朝论治理，剖悉及毫芒。

五行兼六气，肺腑暨肝肠。寿世而寿民，道如日月光。

神农鞭草木，三百味亲尝，拈药治诸病，真能起膏盲，

后世增多品，苦口示居良。长沙太守起，谨遵汤液方。

上采轩黄奥，入室升其堂。以下名贤辈，纷纷逮汉唐。

言多而道晦，聚讼各称强。千虑或一得，米粟杂秕糠。

天彭容川子，报国以文章。杏苑探花手，余技及长桑。

读书破万卷，灵素熟胸藏。著认满其家，高希仲景张。

新成药问答，阐发更精详。包罗天地气，名言至理长。

读之开茅塞，可登斯民康。映雪高声诵，字字发奇香。

读药性问答谨书卷后

即请容川仁兄大法家大人两政

乡愚弟席时熙顿首拜题

时癸巳十二月二十五日也

本草问答补遗

黄杰熙

唐容川进士《本草问答》一书，在所有本草书中，鹤立鸡群，独树一帜。根据气、味、形、色、质、情、时、地八者，结合五行六气、灵素秘旨、仲景药法，参以西洋格致之学，及临床实践经验，贯通一气，融汇串解，探导出药物之真性能，真效应。高徒问，名师答，关键所在，穷追猛问，必得其药性之所以然而后已，学风朴实，治学严谨，洵为典范。故所成之书，价值极高，成为论中药之宝书，为中药学中之《难经》也。

《问答》之奥理难明者；论有未备者；举例论证有错误者等等，余均在评注中，一一注释、补充，纠正、评论、阐发之，以期臻于至善至美，更好地发扬该书的宏伟作用。但在评注之外，仍有遗蕴，故专撰此篇作为补充。如对某病，辩证论治，确凿无误，该用某药治之而无效，此又何故？同时该药经鉴定是真药，非伪劣品，使名医纳闷，不知所措，这种怪事，经常见到。唐氏书没有解答这个棘手问题，余亦无暇评注，故有补论之必要。

《内经》中提出和解答过这个问题，但都为历代医家所忽视，包括唐氏师徒在内的所有药学名家在内，所以一遇到这个问题出现，都张口结舌，无法自园其说。所以老乡常说：“请名医不如请红医”。因为红医走运，碰不上这种倒霉事；名医如不走运，就要碰上。最后只好归到运气上了事。今为揭开这个秘，也有补论之必要。

《素问·至真要大论》：“帝曰：其主病何如？歧伯曰；司岁备物，则无遗主矣。帝曰：司岁备物，何也？歧伯曰：天地之专精也。帝曰：司气者，何如？歧伯曰：司气者，主岁同然，有余不足也。帝曰：非司岁物，何谓也？歧伯曰：散也，故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化力有浅深，此之谓也。”从黄帝与歧伯之问答中，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已解决了。开卷了然，闭卷茫然，所以早为历代医家所忽视，一忽视，就要忘得光光的。

因《内经》文词古奥，卒难理解，余注释之于下：此专论采药与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此与陶宏景《本草经集注》所举之采药法不同，陶氏只论到一般采药法，如采集植物药多在二、八月采取，既“春宁宜早；秋宁宜晚，花、实、茎、叶、各随其成熟”的采收经验，炯然不同。现在教本草者，照本宣科，只知陶氏采药法，而不知《内经》采药法，故此法失传久矣。

《内经》采药法：须候司天、在泉、五运、间气而行也，司天主气；在泉主味；运主色，间气主性能。故曰“司岁备物，则无遗主矣”。采药如能具备这四个条件，则药具专精之气味色性，乃天地之气化赋之也，非人力所能左右。司天如与主岁之运相同，则气色更足；相克者，不是气胜于色，就是色胜于气，质量差等也。总之，有专于气者；有专于味者；有专于形色者；有专于性能者等等，各有不同，故曰“有余不足也”。

若非司岁采药，胡采、乱采、瞎采的话，则气味不精专，故曰其气味“散也”，名与质虽同，而性能异等也。如：味酸之药，采在厥阴在泉。余准此。清火之药，采在太阳司天。清热之药，采在厥阴、阳明司天。温热之药，采在少阳、少阴司天。滋阴之药，采在太阴司天。等等。

则药之气味足，药性精专，用之则效如桴鼓，力挽狂澜，若反其道而行之，则成劣品，效则异等也。因而知之：“气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化力有浅深”等等，皆决定于是否“司岁备物’而来的。除张志聪《本草崇原》提到过以外，此法久不讲矣，几千年来，成了绝学了，所以造成上面提出的，辨证论治确凿，该用某药来治疗，有时有效；有时无效的结果，迷惑不解，圣经昭然，浅释明白，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如有异议，争鸣好也，鄙人奉陪到底。

又如同一种药，诸家本草，论其气味，每多不同，难趋统一。拿白芍来作例吧。《本经》 言“味苦”。《纲目》 言“苦平无毒”。《别录》 言“酸微寒，有小毒”。《吴普》 言“神捉苦，桐君甘无毒。《歧伯成》言“雷公酸，李当之小寒”。《张元素》言“性寒味酸”。《李东垣》言“酸平有小毒”。《王好古》言“味酸而苦”。

等等，不胜枚举，莫衷一是。陈修园独遵《本经》，只承认味苦，不承认味酸之说。唐容川论白芍与王好古之说一致，既承认味酸，也承认味苦。实则白芍初尝之味苦，久留口中细嚼，则有酸味楚齿。难道《本经》、《纲目》、《别录》、雷公、张元素、李东垣等，所言片面，未得药味之全；桐君、歧伯等，所言有错误耶？以余测之，均不片面与错误。因司岁备物，每年司天、在泉、五运，间气，有所不同，药之味自然不同，各尝药者在不同年份尝出来的味，以此有别，以此为根据，定出来的主治性能，亦因而有别。

综上所述，业医者必亲自采药、尝药，定性，不可死于药书上之教条，就药房所备之饮片，也应亲自检验，看其药性是否符合自己处方用药之目的，不符合另选它药替代，养成随时随地取药鉴定之良好习惯。进一批新药要一一鉴别一次，确定其真实性能。不要老以为书上说的没错，“尽信书，不如无书”，大哉孟夫子斯言也。

气之发挥

黄杰熙

唐容川进士对气之发挥，可补《内经》及汉唐以下诸家之不足，如云“水即化气”，因“气著于物，复还为水，是明验也。盖人身之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鼻间吸收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于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如《易》之坎卦，一阳生于水中，而为生气之根，气即生，则随太阳经脉布护于外，是为卫气，上交于肺，是为呼吸。五脏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气而已”。

唐氏所发挥之气，淋漓尽至，是火交于水，水蒸发之气。人身小天地，水分占体重百分之七十左右，若无体内体外之火，蒸发水为气的话，则成死水矣，生命即刻完结，若缺乏体内体外之火，蒸发水为气的话，肿胀癃闭之病作矣；痰饮之病生矣。唐氏抓住天阳、坎阳，以论水化为气之重要性、派生性、关键性，较之诸家虚谈一气，是医学史上一大发明创造，应予肯定。此与《灵枢·决气篇》“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为气”之理，略相近似，但《灵枢》所讲是上焦宜中焦水谷之气，唐氏所讲是下焦肾膀胱所化之气，以此为别。总之，皆是水化为气。

盖气发于下焦为元气；中焦为中气；上焦为宗气或称大气，此三焦之气，又以元气为根本，故又称真气或称祖气。诸种不同称号之气，都由它派生出来，所以元气是诸气之祖。唐氏抓住了问题之根本，所发挥者，专指此也。因为抓住了气之根本，所以对《内经》有进一步之发挥贡献。然天地之气很多，非仅水气也，天地间所有之气，人身上都有，却未论到，所以说唐氏论气又欠全面彻底。余在本草问答评注6问中有所提及，而犹未作进一步发挥，恐难引起医界同仁之重视，成了过眼烟云，因此有写此专论发挥之必要，参赞唐氏对气之发挥，达到全面，对今后之业医者，辨证论治，探导病机，选药立方，必有所助。

人身乃天地之缩影，天地间所有之物质元素，包括微量元素，人身上都含有；天地所有之气体，人身上同样含有，不然就配不上人身小天地这个雅号。养生和治病之目的，主要是净化人身这个自然环境，使之不受污染，既然受污染而戮病，通过治疗，使之净化。

一般说，气分清气和浊气，清气宜升；浊气宜降。五脏之气属清气，所以脏气宜升；六腑之气属浊气，所以腑气宜降。但清中有浊；浊中有清，所以五脏中化出之浊气，也应降下排出，如“鼻间吸收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于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再经二便排出心肺之废燃料；六腑化出之清气，也应上升，如水谷之气，膀胱水中化出之卫气等，但都必须经过三焦网膜上行下达，所以三焦上有上下水道、上下气道，担负升清排污的职责。

清气中含有多种有益气体，非仅水气而已；浊气中含有多种有害气体，如瓦斯之类。有屁要放，就是为了排出毒气，清气要升，就是为了维护人身之正常生理功能。保护人身之自然环境，一要净化，二要排污，缺一不可，这样才能维系人身的生态平衡。维系的具体措施是：一要养生防病；二要对证治疗；三要从根本上彻底治疗。

具体说，人身之五脏六腑经络百骸皮肉细胞，无不有气有水以充之，流行之，若虚、若实，若阻塞，则为病。气，病气则水亦病，水病则血亦病，因气为血之帅嘛。统言之，气止一也，分言之，则又各不相同。肺主气， 而肺中之气，主要是氧气。心主血， 而心中之气，主要是氢气。脾主肌肉，而脾中之气，主要是氮气。肝主筋， 而肝中之气，主要是碳气。肾主骨髓，而肾中之气，主要是水气。

此五脏之气也。至于六腑又与五脏之气，各求其所合而化之，不过化出之气，绝大多数是浊气、毒气、臭气，在体内不可久留，要经过二阴及毛孔口鼻，排出于体外，才会有安全感。推之，经络百骸皮肉细胞，亦为五脏之气外出流行所合。

肺行呼吸，吸入之氧化，使肺动脉输进肺体内之黑血氧化后变为赤血，再经肺静脉被流入左心房、左心室，由动脉及微细血管，分布到全身各部，放出氧气与各部之各气化合，即能“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为气”。

肺之氧气与心之氢气，在上焦交合，则化为水，经三焦膜网入肾膀胱，通调水道，即金生水，实则金火相交，才能化金为水；碳气与氧气化合，变为二氧化碳，由肺呼出于外，即金平木，使肝气条达之义。治肝气郁结，必先通调肺气，使金肃有权，则木气始能调畅，即此之义也。

氧气之性过烈，物遇之往往被氧化腐朽，经氮气充淡则不烈，于人有利而无害，此即土生金之义。氢气可以自燃，温度最高，可达摄氏一百万度以上，是作氢弹之原材料；所以其性较氧烈得多，是克氧的气体，即火克金，急需氮以充淡之，则不烈，即脾可缓心之急，甘以缓之之义。

但氢气在诸气中最轻；上浮于脑，使脑力轻松，便于思考，即心囱相交成思字，囟即囟门，代表脑，光有脑，没有心，不能成思。脑属肾水；心属火，必火照明净如水之镜子，才能照物辨形，思才发生效应，今言唯心论，不言唯脑论，因为火是关键，无它则什么也看不见，成了睁眼瞎了。火靠碳所生，木燃烧后即成灰土，故火生土。

金木水火相交合化，皆可成土，故土载万物、生万物，又可埋葬万物，腐化万物成肥料，即今之氮、磷、钾肥料，有机肥料等等。木克土，即是木吸收土中水分和各种肥料，使土变干燥贫脊，木能疏土，其根可使土质疏松之义，这些都是土中含碳气高低之反应。

碳气生火，应变成二氧化碳呼出，木气才能条达，反之郁于中成郁火，上于头则头痛、眼眩，耳鸣，甚至造成肝性昏迷而跌倒。火发生风，冷处往热处吹，成寒风、冽风；热往寒处吹，则成和风，春风。条达肝气，全靠肺金之氧气，金平木，使之化合成二氧化碳呼出，所以肝气以徐徐上行为顺，速度不可过快，过慢，切切不可郁于中，郁于中是大害。

氢气过多，即心火过旺，更是大害，急用芩连栀子犀角以清之；芒硝大黄以下之。不然氢气可以自燃，可以将人身化为灰烬，世上如发现这种事，读过此书者，定不感到奇怪。

总之，肺氧，心氢，肝碳，三气皆燥烈，全仗脾之氮气充淡之；肾之水气以湿润之，使人身之气，不燥不烈，归于和平，则可颐养天年，健康长寿。如发现偏盛偏衰，即为病气，该扶则扶；该抑则抑，采用适应之药物治之，使归于平。且不可等闲视之，促使之酿成大患，则后悔莫及也。

余撰气之发挥，根据多年临床实践，用之分析病机，验证之下，全部吻合，以此用药处方，服后达到神奇之效果，反复实验，确凿不移，达到十分把握，始敢笔之成书，既以此补唐氏对“水即化气”之不足，又可填《内经》未言之秘，对祖国医药学之发展，或有一助焉。